杨振宁的回国之路：父亲曾三赴日内瓦劝其回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滞留海外的科学家响应新中国政府的号召，纷纷回国，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学家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海外发展。杨振宁先生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国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考察杨振宁在1964年之前与国内的联络情况，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滞留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艰难抉择是有益的。

杨振宁

杨武之受命赴日内瓦面见杨振宁

杨振宁进入新中国政府的视野并试图争取他回国，还要从其父亲杨武之说起。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杨振宁与家里的联络一直都很畅通。从笔者目前掌握到的材料来看，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没有证据显示杨振宁与家里的信息往来涉及回国问题，他与家里的联络更没有惊动政府。变化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挂念着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接到电报后，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在这里，几个方面因素发挥了作用。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1月该理论得到了实验的证实，遂成为科学界基础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杨振宁、李政道当时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青年物理学家，而且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比如，官方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就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分别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对于这样卓有成就的国际知名科学家，自然是新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杨武之主动提出要说服儿子杨振宁回国，于是，同意杨武之赴日内瓦就成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据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回忆，国务院办公室派人来到复旦大学，由她带去华东医院看望杨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有忘记自己向周总理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据杨振汉回忆：“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台湾即不断地派人去拉拢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告诫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这就是当今潮流。”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杨武之争取杨振宁回国是认真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取没有成功。至于“种种原因”有哪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杨振宁紧接着与国内方面的第二次接触，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张文裕两次当面争取杨振宁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故而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通报》等主流媒体纷纷给予报道，提振人心。中国物理学会再次发去贺电，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同时，中国政府还决定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用意就是要争取李、杨回国。之所以委派张文裕前去，主要是考虑到张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时期张文裕曾是李、杨二人的老师。张文裕旅美期间，与李、杨之间也一直保持联系——李、杨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就是张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国时带回来的。

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张文裕这位李、杨的老师，说服二人回国工作。当时，张文裕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

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过，那时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此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据张文裕回忆，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高能物理会议，国内又派他去做李、杨二人的工作。可是这一次，张文裕在与李、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明显感到1957年国内的“反右运动”给李、杨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当张文裕提到回国的事情时，李、杨二人明显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杨振宁没有在1950年代后期回国。

杨武之再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团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说服力了。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国后说：“我听了你母亲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大哥听，我非常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际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母亲没有从长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完整地说给振宁，并且说服他同我的看法一致。”

总之，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家人团聚，因为母亲罗孟华的前来，使杨振宁得以了解更多有关国内的情况，而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难，父子冲突难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有着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说：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这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再次细致描写了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如果说1957年的杨振宁还有回国的热情、愿望和打算，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已经完全没有回国发展的念头了。这不仅因为杨振宁已是头顶诺贝尔奖桂冠的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还因为国内政治运动和发展挫折给予海外知识分子强烈的心理震撼。

不回国同样能报效祖国

对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说：“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参加了1960、1962年在日内瓦与父母的团聚，他回忆说：“当时中国科学需要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终于父亲没能说服振宁。”

通过上述这些片段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在争取儿子回国这个问题上，杨武之是极度痛苦的。然而，杨振宁最终选择加入美国籍又何尝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呢？正如杨振宁在纪念父亲的文章里写到的那样：“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进一步而言，杨振宁的心路历程因为其名人效应我们得以窥见一二，然而，对于千千万万像杨振宁一样在那个年代滞留海外的中华儿女，他们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显然，这是本文回答不了的一个宏大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去振振有辞地指摘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回国” 。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