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警告中国：为了子孙谨慎面对中东难民问题（图）

“盲目的慈悲是危险的，肤浅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包括@央视新闻、@中国之声、@姚晨、@闾丘露薇在内的大陆官方和私人自媒体，在当天做了些关于“中东难民”的宣传活动，同时，一条关于“中国已经安置了不少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讯息”，迅速激发了中国大陆舆论的热议。

笔者认为，大陆官方媒体在当天宣扬“关爱难民”的普世价值，本身并无多少不恰当的地方。毕竟，这关乎大陆作为一个国家的脸面，在当今世界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下，官方媒体代表国家说点无伤大雅的好听话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不过，中国对中东难民的关爱，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中东难民的不幸并非中国造成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道德义务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大规模接受中东难民，足以形成绵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祸患。这种审慎的态度，并非出自盲目的排外，而是以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做依据的。

20世纪大规模引入难民引发的悲剧

从1947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之默许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越过约旦河进入约旦境内，形成了难民聚居区。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约旦政府逐渐失去对这些难民区的控制力，国内相当多的城镇被难民组织支配，1970年6月，巴勒斯坦难民武装突然对约旦政府发动袭击，约旦国王险遭刺杀并被迫反击，国家陷入了内战。直到今天，巴勒斯坦难民区依然是约旦国内最为头疼的政治问题。

上世纪6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从巴勒斯坦和约旦（1970年约旦内战）流入黎巴嫩，然而这些难民聚居区很快就超出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能力，形成混乱不堪的圣战组织发源地。当时的以色列情报部门这样评价黎巴嫩境内穆斯林难民区境况，“中央政府（黎巴嫩）懦弱无力，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某些地方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法塔赫区’。”1975年，黎巴嫩右翼民兵忍无可忍，与巴勒斯坦难民组织发生冲突，内战爆发。从此，繁荣富裕的黎巴嫩变成了人间炼狱，如巴勒斯坦难民武装大规模处决黎巴嫩人的达穆尔大屠杀（Damourmassacre，January20,1976）。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下令准许阿富汗难民大规模入境，这也是80年代被国际社会广为称颂的善举（就像2015年默克尔准许中东难民无限进入欧盟）。然而，十几年后大量的圣战组织在该国难民营中滋生，阿富汗难民聚集的巴基斯坦土地也逐渐成为动荡的温床。今天的巴基斯坦混乱如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80年代的善举。

（2007年2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Musharraf）曾宣称，有很多恐怖分子都出自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穆尼尔·阿拉姆(MunirAkram)在写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信中则说：“难民营经常窝藏塔利班残余分子，使得这些残余分子能不断从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进入阿富汗制造恐怖事件。2006年从难民营进入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发动的多次袭击共造成了4000人死亡。这种情况不仅对国际反恐战争的推进十分不利，而且还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大规模接纳难民为何容易形成持久的政治灾难？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难民问题上，善意往往不得善果。接纳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黎巴嫩两国先后爆发了内战，留下了至今难以弥合的巨大伤痕，并不断折磨两国；而相当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后代成为了圣战组织的后备军团，反过来撕咬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友邦，使其沦为多灾多难的失败国家。那么，难民为何会恩将仇报？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难民的政治性质谈起——难民相比于原住民，是天生的无产者和破落户，心理落差决定了难民作为一个群体，本质上是偏激的不稳定阶层。

无论难民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如何，当他们抛弃自己的家产流亡到异国他乡之后，大多都会沦为不择不扣的无产者。在接受国中，难民们身为法理上的一时过客，大多既谈不上自己的产业和的归宿，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与希望，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庭，当短暂的感激一闪而过之后，这样的群体很难不成为犯罪和激进政治的温床。

这一点，哪怕是优雅的富裕体面群体变成难民后也不会例外。法国大革命时，法国贵族大量流亡到莱茵地区的科布伦茨，大多沦为劫掠当地农民的土匪（牛津版《法国大革命史》之十三章《反革命》）；苏联建立之初，无数俄国贵族逃亡到中国的上海、新疆和东北等地，这些绝望之人变得一贫如洗，通常是犯罪和激进政治组织的后备队；1949年以后，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流亡香港，很多居住在难民营中，成为50年代香港动荡的根源，并引发了1956年震惊中外的“双十大暴动”。

与约旦、黎巴嫩的难民营一样，欧洲的难民营大多都是强奸、卖淫、杀人、抢劫和贩毒等犯罪活动的多发地（图源：Getty）

因此，无论接受国如何款待难民，都不可能让这些没有希望和目标的群体在该国真正稳定下来，这是群体政治的本质决定的。即“失意者宁可追随贩卖希望的骗子，也不会效忠于施予救济之人。”（《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其次，难民一旦大规模入境，接纳国就一定会面临巨大的遣返难题。

根据过去的经验，难民们一旦离开发生战乱的故乡，其家产很难在混乱中保住，即便战后难民的祖国恢复秩序，其原有财产大多已被瓜分。因此，当难民返乡之时，不但比流亡时更加贫穷，还很可能面临一个更有敌意的生活环境。

实际上，多年来负责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遣返工作的国际移民组织（IOM），对于这一点就深有体会。大多数阿富汗难民返回故乡之后，其生活状况远比流亡期间恶劣，2017年3月，IOM驻阿富汗代表团发言人格雷顿（Matthew Graydon）就曾表示：“我们在边界等待他们（被遣返的难民）到来，但（对于阿富汗难民来说）之后才是困难的开始。”

（据2004年2月巴基斯坦联邦人口普查组织的调查显示，305万难民中有近252万人表示不愿意返回阿富汗。造成这些难民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有：80％的人认为回国后将会失去经济收入；60％的人表示回国后居无住所。）

是以，对于大多数难民来说，遣返往往是一条比流亡更令人绝望的道路。接纳国政府遣返这些一贫如洗之人，不仅仅面临着道义和法律上的障碍，也往往容易激起民变甚至暴力抗争。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年来所在国政府无力遣返，其居住区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秩序的盲区。

最重要的是，难民的融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中东的穆斯林难民由于宗教文化观念与世俗国家迥异，让其真正适应新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政治性质困境。

对于难民来说，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真正融入其中，不仅仅要熟悉当地的语言习惯，更要拥有稳定的收入、家庭和财产。无论是流亡中国的沙俄贵族，还是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官员，以及居住在约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难民群体对当地的适应从来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便同文同种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融合则会更加困难，或者说很可能就不存在。独特的饮食禁忌（清真饮食）和宗教生活习惯（一天五次礼拜），使得穆斯林群体远比其他族群更热衷于聚居，并与其他群体隔膜甚深，这使得其很难与世俗国家实现有效融合。而这种融合对难民真正在接纳国稳定下来是至关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Merkel）2015年对难民的大规模引入，仅仅为德国人制造了一场长远的灾难。考虑到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和黎巴嫩造成的灾难，阿富汗难民给巴基斯坦构成的创伤，今天的德国难民问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种严重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显现，并逐渐加重（约旦、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的难民问题，大约都接受之后20多年激发内战或者大规模动荡）。

不过，如果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中东难民对欧洲的危害将远不及于此。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由于皇帝瓦伦斯引入西哥特难民（公元376年）；中原帝王将匈奴、氐族难民安置在中原腹地，引发了五胡乱华；唐太宗将突厥难民迁入幽冀等地，成为安史之乱的祸根；而唐末朝廷迁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地区、逃避吐蕃压迫的难民——党项人，仅仅播下了日后河西动荡（西夏独立）的种子。

马基雅维利说过，“盲目的慈悲是危险的，肤浅的爱足以灭国。”谨慎对待中东难民问题，并非冷血排外之人的梦中呓语，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尊重，越了解历史，越认知事实，就越能够预见到大规模盲目引入中东难民可能引发的恶果。

因此，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要追求人性的美好，更要克制危险的道德冲动，须知，很多真正的灾难往往源于一个天真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