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而是过去的悲剧被遗忘！（图）

“看过很多资料，妇女受害的口述史，我就老忘不了，就是觉得总是想到她们受苦的故事，心里很难受吧，觉得她们的故事应该让人知道。”丘培培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说。

出生黑龙江的丘培培，80年代移居美国，目前是美国瓦萨学院中日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日本文学与文化，她撰写了全球首部、亦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中国“慰安妇”的英文着作。

2003年，她的一位美国学生做有关韩日慰安妇的毕业论文，她发现英文出版书籍中，有关慰安妇议题的都是围绕韩国与日本为主，但就完全没有涉及中国慰安妇的深入讨论。她认为自己懂中英日三种语言，有责任为这些中国妇女写出来她们故事。

对于丘培培来说，使用“慰安妇”一词并不是最恰当，她们应该是“性奴隶”，正如她书的中文译名《日本帝国的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中国近年也有许多有关慰安妇的书籍和研究资料，但还是打不进英文市场。

丘培培解释，慰安妇索赔运动最先由韩国发起，后来有日本学者加入，两国学者把议题提升到人权的高度，也带进了国际政治的舞台，所以在这过程中，媒体报道也很多，他们跟国际上的交流沟通也比较多，也出现许多英文材料。

中国起步慢，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以前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慰安妇等同“汉奸”，而亦因为“男权至上”的观念，令性受害者把受害过程理解成羞耻的经历，不愿意公诸于众。

情况就好像好莱坞着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卷入性丑闻一样，虽然他否认自己的所为，但愈来愈多女星站出来指证他，虽然已事隔多年，但事实上此前一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一个人的话就不敢讲，有一个团体的话，大家互相好像有支持，所以才敢站出来讲。”丘培培说。

口述历史

这本书是她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创建人苏智良和陈丽菲合作撰写。

苏智良和陈丽菲1990年代起，在中国慰安妇研究上记录了百多名慰安妇的经历，由于幸存者身心重创和高龄体弱，他们多次前往受害者被关押的地点，查找当地历史记录，并寻找目击者取证。

书中挑选了12位慰安妇的口述历史作详细介绍。

口述历史最为人垢病的地方，是个人的记忆是否十分清楚和里面是否存在很偏颇的主观性。

丘培培认为，这的确是口述历史的一个问题，但不代表这些口述历史毫无根据，其中一个验证口述历史的方法，是透过其他目击者口中确认事实。

“中国慰安妇的证词特别有力量，你不可能编造的，因为这是本地发生的事情，不是别人不认识的，她周围的邻居呀、很多人都看见她们被抓，被打得很厉害。”丘培培说。

另外，也可以从其他文件比对一下证词和时序是否吻合，例如日军在甚么时间攻打到哪儿，是否在某个地方建立慰安妇所，这些都会有历史文件作依据。

事隔多年，许多受害者已经离世，余下的受访者，也有很多人被重复采访多次。

丘培培说，她不会刻意提起她们的伤痕。

“每次讲一次的话，她们就好像重进一遍地狱一样。”

她和合作伙伴讨论过后，最终她亲身采访了数名慰安妇，大部分资料皆是盘点文献资料，包括各国的官方报告和学术研究，由于她懂日文，所以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日本方面官方与非官方的调查，特别是日本老兵的回忆录。

她撰写这本书时，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准确地描述慰安妇的整个操作系统，她称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挖掘了不少资料，但她都要弄清楚，希望可以明确点出谁下令、谁执行。

“两万就不可耻了吗？”

她整理官方及非官方资料都指出，日军是有计划、有系统地建立慰安妇所和强行征召慰安妇。

受害人数是研究慰安妇问题时必定遇上的争议。

“当时我写的时候也觉得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在国外做学术，你要比较严谨，你说任何话都要有根据。”
丘培培在书中列出中日韩学者不同的看法。

最初的计算方法主要由韩日学者所做。他们是以日本士兵与慰安妇的比例作估算，提出不同的比率，就会获得不同的数字。

但后来研究者认为要增加慰安妇因死亡或其他原因流失的“更换率”作计算，把人数再乘以1.5，或2.0。

丘培培书中称，这因为当时找到的资料所限，这些方法并没有把中国慰安妇人数充分估算在内。

到后来中国学者提出实质数字或达40万人。

丘培培没有给予一个实际的数字，她说与其他教授不太一样，“不主张给一个具体的数字”，认为证明一些具体数字并不容易。

但她认为：“你要说几十万，我觉得这个并不夸张。”

她在书中引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天义的研究，指1943年底，日军在河北省南部地区建立了1,103个据点，而按这种密度计算，华北地区日军据点超过一万个。

她在访问中说，如果每个据点或炮楼都有10至20个妇女受害，那么说数字数以十万计，她说“并不夸张”。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些数字只是谈及慰安妇人数，并未计算其他受到性暴力侵犯的女性。

“难道是两万就不可耻了吗？”丘培培称，无论数字多少，这个行径是不能够接受。

丘培培称，与日本学者开会时，都对日本官方教材只字不提慰安妇感到忧虑。

她称，以前的日本教科书，仍然轻轻地提到慰安妇一词，但现在有“往后退”的迹象。

丘培培希望日本会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和负责，不过强调写这本书并非为了不断责难日本，而是希望世人，特别是年轻人，反思这件事，思考如何改变社会文化环境，防止悲剧再度重演。

她表示在课堂中讨论这个议题时，学生的反应很好，试过有日裔学生下课后，到她的办公室抱着她哭，向她表达感谢，留下历史的真相，而她在不同地方演讲分享时，也有许多日本人上前致谢。

“慰安妇最大的恐惧，是她们过去悲惨的故事被遗忘。”

采访手记：历史的重量

试想像一下连续多年来，每天也在翻查有关战争罪行的资料，并阅读这些慰安妇曾经遭摧毁的故事。在访问中，丘培培多度感触硬咽、眼泛泪光。

丘培培透露，刚开始写的时候，身边许多人都问她：“你真的想做这个吗？”

“因为对自己的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写的时候自己经常会哭，因为你看到她们的故事的话，现在我说起来这个事也会忍不住……”她悲伤地说：“看太多了以后就会，这个是我开始写的原因，因为不能忘，对吧，但是写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压力蛮大，而且也会感觉到就是，你写出来之后，你也会受到来自左的右的，各种的问题质疑，人家会问你，你根据甚么说。”

在研讨会上，有出席者问她，慰安妇一旦怀孕时怎么办，丘培培回答说：“就是母亲跟儿子都会被杀。”她激动地哭起来，要工作人员递上纸巾。

“中国政府为甚么不讲话？”

习近平上台后，历史问题一度成为中日针锋相对的议题。

近期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纳入“世界记忆遗产”。“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则“几经争取”，获中国当局批准，在2016年开幕。

2014年，中国曾高调举办南京大屠杀公祭，习近平都有出席。不过翌年起，习近平并无再出席仪式。

丘培培表示，整个慰安妇索赔运动，开始时是大陆学者或民间人士自费，直至最近，中国政府才开始资助研究经费，她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把慰安妇当成外交筹码，亦感觉不到中国在这方面态度强硬。

她透露：“韩国的学者老说，中国政府为甚么不讲话？”

这本书是她从美国的瓦萨学院申请资助研究经费，强调着作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丘培培说：“我书从06年开始写，当时中日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我并不是从一个政治态度来写，我当时是一个搞文学的人，看见那么多女性受苦，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从一个人文的角度。”

“这么多人的性命被摧残，我就是想把她们的故事记下来以后，等如是对她们生命的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