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令受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员严重抵制（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1月2日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活动上。路透社

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度批示历时4年才解决的西安秦岭僭建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华文媒体发表了有关秦岭事件的分析评论。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中央电视台上周播出纪录片，详细曝光了陕西西安市秦岭北麓僭建别墅整顿背后的细节，披露这宗涉及逾千幢的僭建别墅案，经国家主席习近平六度批示，历时4年，终于要派遣中央工作组到当地“专项整治，才得以解决。”在习近平的强势督促下，秦岭僭建别墅群终告消失。但人们不禁要问，对于没有最高层督促的同类事件，结果又如何呢？内地媒体总结事件对官员的三大警示是：政治规矩、政治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不愿担当、不敢担责严重。如此将重点放在树立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方面，显然未能对焦。

社论称：“事件首先反映的是内地法治不彰。既不依法办事，也执法不严。早在2003年，在秦岭北麓禁止房地产开发已经写入当地政府文件，2008年的《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2013年的《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及2015年的《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都规范了西安秦岭北麓的项目立项、审批环节，但都形同虚设，未能阻止僭建潮。”“执法不严的主要原因还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合伙走法律罅。今次拆除的连片豪华别墅，很多是以文化旅游等项目的名义获得官方批准的，手续齐备”。“事件中陕西地方官员表现的敷衍塞责、阳奉阴违、整顿弄虚作假、督察走马观花，都令人触目惊心，一边是严打违法僭建的口号标语，另一边是大量别墅的销售广告，同时并存，有关官员却视而不见，安之若素。这种荒诞的画面在内地很多地方屡见不鲜，为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作了最佳脚注。”

《世界日报》发表评论称：“习近平主席日前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再次提出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会议并指出，中共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这是中共首次在反腐中提出防范利益集团”，“然而，从中共19大以来反腐进度与力度都放缓或减弱来看，中共将防范利益集团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表明习核心‘不稳’，中央政令仍然不能畅通地传出中南海。”“对习近平集权和权威最有阻碍的，是习曾指出的中共党内外各种‘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土围子’等小圈子构成的利益集团。”“正如官方媒体所称，‘中共官员群体并未如高层所期待的那般，对中央指令令行禁止’。近日，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被查，即是典型事例。据称，赵正永被查，主要是因他把习近平就秦岭别墅案的批示，不当一回事。”

文章称：“2014年5月，习近平通过中办督查室转告，第一次对秦岭别墅做了批示。批示中，习特地要求陕西省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关注此事。然而，‘当时陕西省委既没有在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传达学习，也没有进行专题研究，文件在省政府领导手中进行圈阅了事’。”“虽然习近平被视为是邓小平之后中共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一项秦岭违建别墅的拆除，竟然持续四年多，可见地方官场团团伙伙的力量之强大和顽固。这种地方抵御中央的事例遍及全国，比如：以辽宁政坛为代表的贿选和经济数据造假，以山西为代表的环保数据造假等。近年来，虽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分别成为中共各层级官员们公开场合的政治口号，但实际执行中，中央的权力并不如外界想象那样强大，中央的政令仍严重受到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