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下，欧洲和中国会走得更近吗？（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7月16日，前德国国防部长德莱恩仅以九票的优势获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外界关注的不仅仅她是欧盟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德莱恩对华并不算友好的立场。

当下的欧洲处于十字路口，相应的中欧关系也处于一个关键的莫测时期。中欧关系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走向何方，不仅是中欧的事情，也直接影响着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和重组。所以谁来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对华关系有何影响自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当然就我个人看法，真正影响中欧双边关系的是各自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人。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欧洲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即指以法德为中心的西欧和它们支配下的欧盟，中东欧、南欧、英国和俄罗斯都排除在外。英国深陷脱欧危机和乱局之中，早已丧失了挑战中国的意愿或者说能力。中东欧和南欧在经济上对中国寄予厚望，迫切要加强在这个东方经济快车上的地位。俄罗斯面对西方的长期打压，更是和中国建立起准盟友的关系。只有西欧，仍以残存的实力为基础，不时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和举动，需要中国分心应对。

7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冯德莱恩当选后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中欧的正面因素

首先从地缘政治角度，中欧双方相隔遥远，彼此都不是对方的威胁。同时欧洲也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霸主，事实上经过两次主要发生在欧洲本土的、代价极其惨烈的世界大战，它自己也已丧失了角逐世界霸主的意愿。当然更重要的是，欧盟正经历历史上少有的内忧外患：民粹主义崛起、英国脱欧、种族危机、难民危机、竞争力下降、俄罗斯的安全挑战、美国对传统盟友体系的破坏。所以当面对中国的崛起时，它虽然不愿接受，无法接受，但其反应却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最多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

其次，中欧经济互补性高，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2018年双边贸易额接近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分钟双方的贸易额就超过百万美元，每两天的贸易额相当于双方建交时一年的贸易额。欧盟已连续15年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截止到2019年2月，欧盟对中国的投资累积超过1300亿美元。

中欧双方在全球治理、共同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方面有很多共识。比如气候保护、捍卫自由贸易、推进全球化、反恐。尤其是在今天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时代，中国成为欧盟在上述议题上唯一可以依赖的主要力量。

中欧的负面因素

中欧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升级日益严重地对欧盟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制造业的衰败。要么由于竞争失败而关门大吉，要么转向中国等新兴国家。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基础，这种局势如果不能逆转，对欧洲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更令欧洲寝食难安的是，中国正在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其进步之迅速，就是此一领域的领先者德国都感到巨大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开始限制中国对它们尖端技术产业的收购和投资。

至于人工智能和5G技术，中国更是明显走到了欧洲的前面。

对于民众而言，他们已经习惯的高福利、多假期的闲适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冲击，难以维系。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二是双方国家发展战略上的冲突。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崛起后必然要走向世界。欧洲崛起时采用的手段是以直接占领土地为手段的殖民。美国的方式则主要是建立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组建盟国体系。中国则是建立在共享共赢互利基础之上的“一带一路”。相对而言，中国的模式更和平，更平等，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中东欧和南欧国家纷纷加入的原因。

但是正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欧盟对此非常敏感，认为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威胁，是对欧洲团结的破坏。尽管事实上谁都知道，欧盟是由主权国家建立的邦联，分裂是正常的状态，它也不存在强求统一的机制。就是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各州都可以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的决定。比如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加州就公开反对，还要继续履行。所以，欧盟的分裂和外部因素没有直接关系。

三是双方在文明比如制度、价值观、种族、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的差异，影响到双方的互信，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接受程度。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无法接受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尽管这还远没有成为现实。欧洲对“一带一路”的猜疑和抵制，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的角逐，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欧洲议会选举带来的变化

第九届欧洲议会选举过后，传统左右两大政党欧洲人民党、欧洲社民盟无法再维持绝对多数，只能结成广泛的政党联盟，达成一致和形成决策的难度更大。欧洲更加分裂，更加低效率，更难以团结一致应对外部挑战。

另外欧洲政治形势更加不稳定。主要是选举过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地位进一步动摇。执政联盟可能终结，年内都有可能进行大选。此次议会选举后，媒体就把攻击的目标指向默克尔，要求她辞职。比如柏林《每日镜报》写道，默克尔自愿退位的时候到了。德国是欧盟主要的稳定器，它的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不稳定。

最后一个变化就是绿党崛起。在问题丛生的欧洲，生态和环保并不是欧洲最紧迫的问题，所以绿党崛起出乎意料意外。绿党在德国是第二大党，在法国是第三大党，在英国绿党则超过了执政党保守党。原因应该是民众对传统政党失望，但又不愿意支持极右政党，于是转而把票投向绿党。但不管怎么说，在选举结果面前，一些极端的环保政策有可能出台，这将进一步影响欧洲经济的复苏。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反应就是一具预兆：这是“有关生态紧急状况的讯息”。他说：“欧洲各地的公民，特别是最年轻的一群人，要求我们采取果断的行动，这是我们在法国和欧洲要做的事。”

这三个变化意味着欧洲更加分裂、更加低效、实力更加衰退、更加右倾。所以欧洲议会选举后，对中国的警惕会提升。主要是担心中国会利用极右翼崛起的机会分化欧洲。一个是极右翼愿意和中国合作，另一个是极右翼对欧盟内部的削弱。

当地时间2019年7月16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议员发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如何应对？

虽然欧盟并不赞成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这种方式，但仍然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做法。甚至当中美谈判失败后，认为欧洲应该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声音也非常大。但同时又由于欧洲自身难保，它们并没有和中国对抗的意志、意愿和能力。中国和以法国、德国为核心的西欧和欧盟将会是一种不摊牌、不公开的对抗和一种不信任的、有选择的、互利般合作。

短期看，即10年之内，在中美贸易战和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和竞争的前提下：

一是中国根据需要加大在中东欧、南欧的经济活动。这既是双方的经济需要，也是中国牵制欧盟的一张牌。

二是和英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英国于2016年已经同澳大利亚展开这样的谈判，是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一个国家。2018年1月梅首相访问中国前也表示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中国应该加快这个进程。

三是加大与极右翼政党的联系。这些政党本就是通过欧洲合法的程序赢得选举的，具有法律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中国既可以通过欧洲议会的极右政党联盟，也可以借助意大利。目前极右翼最大的需求是想证明它有能力执政，从而在未来吸引更多的选票。所以在发展经济上需要中国。

四是和法国维持形式上的友好，领导人互访期间继续发挥经贸订单的作用。比如今年三月习主席访法，虽然法国没有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但中国仍然采购了三百亿欧元的空客飞机——中法贸易逆差就是三百亿欧元，远远超过签署了备忘录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以经济手段稳住法国和欧盟。不过双方关系上的突破恐怕要等极右上台或者其他更务实的领导人或政党执政。

五是对德国继续维持经济上的互利，同时对德国关注的人权问题上给予满足。

至于欧盟关心的经济层面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技术转移、贸易逆差、透明度等问题给予积极回应。

至于欧洲非常重视的一体化，中国其实应该大力支持。这不仅是中欧关系稳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英国脱欧就已经标志着逆一体化的开始，欧洲的主体精英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耗费在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上，对于它的竞争对手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上述应对之道主要目的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尽量保持欧洲的中立或者对华同情甚至部分支持。在美国不改变四面出击和美国优先的前提，确保欧盟不会倒向美国。如果美国未来换人换党，中国也要确保欧盟保持中立，至少也是消极配合美国的遏制政策。

当然十年以后，中国崛起已接近完成，国力又上一个台阶。欧洲的种族问题则接近爆发或者爆发，而不得不联合中国共同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完全掌握了双方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