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若背不起西方式福利社会，就应放弃“一刀切”（图）

【文/ 陈平】

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新的非平衡、非线性的发展观和复杂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能对我们的思考有什么帮助呢？我想它们可以在方法上弥补前人的不足。我们来讨论下面几个问题。

(1) 小康社会与全球竞争。中国人追求小康社会是可持续的合理选择，不应当作权宜之计。

大众高消费这种模式在西方已经走到尽头。现在西欧失业率达两位数，且居高不下，跨国公司不断把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研发也开始出走，原因就是西欧的社会成本太高，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美国、日本的类似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许多学者都承认世界上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像美国、西欧那样高的人均能量和资源消耗。经济学观点认为，人的财富越多越快乐，实际上绝非如此。任何一种消费都有一定限制。肉吃多了得心血管病的概率会增加；美国人住的房子太大，不但负债太多，牺牲了教育投资的机会，而且增加了人的空虚和寂寞感。消费并非越多越好，而是万物有度，亦即非线性约束。寻求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有全球竞争能力的国家，就要寻找适宜的消费、适宜的技术、适宜的生活形态，而这与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很重要的关系。

从系统演化来思考发展战略，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的缺点是很少考虑多元发展。中国在工业化之初，从军事角度出发，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重工业。导弹、火箭技术发展上去了，但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不能为工业所吸收，出现了劳力过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才反过来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出口。下一步国有企业的改造、社会保障体制的设立，能否像欧美一样由国家包下来，搞貌似公平、实是特权的福利制度，最终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包袱？中国要是背不起西方式的福利社会，就应当放弃“一刀切”的办法，发挥家庭、社区、地方、中央多层次的作用。不能片面否定企业办小社会，而应对为社会服务的企业减税，否则会像欧美一样，赚钱归企业，失业归国家，家庭瓦解，社区瓦解，贫困区从边远农村搬到大城市中心，体力活与科技活都日益依赖外国移民。

奥巴马医疗改革标志。奥巴马医保饱受现任总统特朗普抨击。@IC Photo

(2) 合情合理的法制和有利发展的风尚。

在中国，人情常常大于法律。从《三国演义》中看，人情就大于法理，伸缩的弹性很大，这就成为人情腐败的温床。但要建成一个西方式的强调程序正义的法理、不讲实质正义的社会情理的制度，社会成本又太高。美国最离奇的某市法律，规定枪击伤者必须报警叫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抢救，结果法学界报道了一个离奇案例，即该市一个在医院大门外中枪的伤者即使流血过多死在门外，门里的医生护士也不敢出门抢救。另据调查，美国医疗预防疫苗的研制，90％以上的成本是打官司造成的，这成为影响美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在美国，为了降低医生的法律风险，法律规定，夫妻双方有权隐瞒自己的病情，未经授权，医生不能把配偶的病情透露给另一方，导致在外面乱交传染的性病患者可能在自己绝望的情绪下，把疾病传染给配偶“同归于尽”。中国能否建成一个透明、公平、简明、合理合情的法制体系，并配合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道德风尚，值得国人思考。法理不同，道德不同，产权安排必然不同。建立这样的法制和风尚当然要有改革者的远见，其设计必须要有现实的考虑，能从中国文化的树干上嫁接生长。它的选择也取决于国际竞争的影响。希望中国能在21世纪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规范。

(3) 先进技术的相对性和多样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和多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是今不如昔，或者循环论。

历史上是犹太教引入进步的观念，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好。严复把“进化论”翻译错了，“evolution”是“演化”，即可能在某些方面“进化”，在另一些方面“退化”。梁启超把演化论思想宣传为“优胜劣汰”，更是中国传统观念对科学思想的误解。实际上的生物演化，多数遗传突变是越变越糟，只有少数良性变异才能适应环境生存下来。还有中性的演化，短期效果难以由环境选择。

我们目前所认为的优劣都是相对的。今日认为优的特质，明日或许成为劣的缘由。在经济社会决策中谨慎的态度是鼓励多样发展，而不要过早下论断。工业化以来一个严重的教训是，工业化过程中消灭了大量宝贵的生物基因。当时很难判定哪一种物种基因是优是劣，事后认识到往往就来不及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和保存生物基因，建立保存和积累这些基因的长期的文明宝库，很难讲它们未来何时有价值。文化基因也是一样。中国和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消灭了很多民俗、文化、习惯，它们并不都是没有价值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要自高自大，要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遗产，否则是很危险的。中国以前以农耕民族自傲，毁林开荒，斩草除根，把大片森林和牧场变为沙漠。西方把印第安文明毁灭几尽，在后工业化时代，又开始寻找东方文明中的优秀因素，寻找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重视家庭、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等。这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亦具有重要的教训和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传统观念在科学技术冲击下不演变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生态、技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能产生一个多样化发展的世界，让不同天赋、不同条件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认为人类社会将会达到消灭文化差别的大同社会，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

中国乡镇企业

(4) 产权制度和规模经济。

有人问：不同的产权和继承制度对规模经济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很好。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规模递增现象，因为规模递增时优化模型不存在均衡解。规模效应导致多样化发展的可能，而不是只有唯一的优化解。动态地研究规模经济变化是非常有趣的问题。美国有一本书，叫作《小的就是美的》，小的也有竞争能力，包括我们的乡镇企业。但在什么情况下，是大的有竞争能力，或者是小的能胜过大的呢？这需要看它的技术条件。比如说，做数学研究几个人合作就很不错了，做工程研究的一个组十几个人相当可观，但做加速器的研究则需要上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这些都是技术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不能从价值观念上进行判断。适宜的规模只有在竞争实践中才能确定。所以你会发现，不断有成长快的小公司兼并别人变成大公司，也不断有经营不善或过度多元的大公司分解为独立经营的小公司。

我们注意到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继承制度、婚姻制度）与不同文明的人口密度很有关系。中世纪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没有财产的贵族，须在外面抢地盘才有生存的余地。长子继承制使西欧庄园不能变小，于是迫使不少人向外冒险、扩张，促成十字军东征。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牧场、庄园很大。《拿破仑法典》规定遗产均分，法国小农经济遗留至今。

不少人认为日本是儒家文化，其实日本的封建社会跟中国很不一样，而跟西方封建庄园类似。日本的长子女继承制就类似于西欧的而非中国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呢？也许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农业和渔业混合经济。北欧海盗在西方历史上也起过作用。

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养儿防老。在中国没有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的地区，如果是一个孤寡老人，就没有老年的保障。为分散风险，越穷的老百姓生孩子越多。反而是有财产的人孩子少，因为财产就是保障。中产阶级的孩子少，因为教育的机会成本太高。没有某种财产的保障，农民就会多生孩子。

@IC Photo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特点是家族企业，在台湾、香港地区不少企业第一代很好，若第二、三代仍不用外人就会失去活力。西方现在实行“两权分离”，又有“委托—代理”关系的新问题。经理阶层可能存在短期行为。股东也可能存在短期行为，不替公司长远利益着想，不作长期投资，因为股权太分散，找不到核心股东。所以西方的大公司也不稳定。美国20世纪90年代“杠杠兼并”的新浪潮是“化公为私”，是对两权分离的反动，即用金融工具借钱买回公司的公共股份，再把有能力的经理变成大股东，条件是他能在几年间还清债务，扭亏为盈。原因是上市大公司的股权太分散，以致无人关心公司的长远利益，后来又出现了通过重新收购上市公司股份，使其成功变回家族企业的案例。不成功的上市公司在各国都很多。欧洲的家族企业就比美国多。有人告诉过我，日本的公司继承制度有个巧妙的办法叫作选婿继承制。只要你能干，就招婿上门，女儿继承其财产，女婿主持管理。这个办法似乎有道理，因为儿子不一定聪明，外人的忠诚度难以保证，高薪雇来的人容易跳槽，女婿则可能又能干又忠诚，问题是女儿如有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就未必按家族利益接受婚姻安排。这个办法在中国有多大可行性还有待观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曾经说过：我们谈企业产权，这个问题是没有普遍解的。企业产权大体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英美型，一个是德日型。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特点跟社会主义国家非常相似，大银行交叉控股，优点是有长期行为，问题是投资过度。英美型是用股票市场的表现作为判断经理效益的量度，其结果是企业的短期行为，投资不足。所以至今找不到一个制度安排能包含各种优点而无缺点。

我的看法是，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有关。民生行业如纺织业，可让它以短期行为为主，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服装市场。如果是航空业这样的基础行业，没有长期行为是不行的。计算机的问题比较复杂，既有半导体工业的长期发展，也要求软件开发的迅速灵活。所以制度安排要跟相关产业的技术特点和具体环境相适应，在利弊得失之间进行权衡。我主张经济学家多用权衡取舍(trade-off)这一概念，少用优化的概念。我们往往不知最佳的平衡点在哪里。先进与落后的说法也不确切，技术的先进性在历史上常常只持续很短的时期。

还需要说明我们对学术争鸣的态度。中国文化中“文人相轻”的态度对科学研究是非常有害的。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不同学派的思想交锋是激发新思想的催化剂。对手批评的水平高，你应对的水平才会水涨船高。我从对手的批评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比从支持者那里得到的帮助还多。由此可见，尊重对手是学术研究的起码要求。比如，历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争论，双方都对科学方法的发展有所贡献。我自己是心仪马克思唯物论的，但我也尊重柏拉图对研究方法的发展。柏拉图学园(Academy，即各国“科学院”一词的来源)门上的警语是：“不懂几何者止步！”中国的儒家就从来不重视数学。从爱因斯坦起，人们在学派之争中发现了新的出路。对立两派不一定要势不两立，新的更一般的理论可以把对立派别中有益的部分作为特殊情形包括在新理论之中。比如，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你在哲学上看似乎只有这两条路线。但就认知的发展而言，认知心理学的观察发现，思维的心和物质的脑是相互作用的，但在大脑发育的不同阶段，两者的地位并不相同。这就从新的角度对过去的争论有了新的认识。令人惊奇的是，心理学中认知心理学的发现和物理学中自组织理论的发现竟然有相通之处。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就这些年的体会作一点小小的修正。最好的学习途径是会百家才，从百家交锋中学。记得读大学时，我的老师严济慈先生谈到他留学法国的经验：要想抓住一门学问的前沿，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这一学术界的沙龙，先倾听，再加入高手们的争论。这一教导让我终生受用。跨学科的知识这么多，你怎么知道关键在哪里？闭门思索成功的概率多么小！我对其他学科的了解，几乎都是从讨论中得到线索的。所以我送给大家三句话：翻万卷书，游万里路，会百家才。

现在信息这么多，如果像古代那样博闻强记就无法创新了。所以只有极少书值得精读，多数书只能浏览，从中识别重要和基本的东西。行路增长见闻不是目的，观察世界，发现理论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才是科学突破的起点。所以“游”要有好奇的轻松心情，太急功近利反而会对出乎意料的现象视若无睹。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后，就该去会会各路英雄、各派高手，要是你的想法没有重复前人的工作，你就小有机会了。要是你的思路被人难住，你就有机会深入探讨。等到你和各派高手交锋之后不被批倒，你才有独树一帜的可能。你真要走得远的话，就得认真研究和你的问题有关的各派之长，看看有无建立更一般的理论的可能。

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家能对21世纪的人类文明有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