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启动重磅巡视：被冷落的“反腐败”（图）

赵乐际在十九大后接棒巡视组，其重心不仅限于铲除个别官员。

北京时间9月6日晚7时30分，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此前的2018年2月至5月，中共十九届第一轮巡视中，海南位列其中，同年7月被反馈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特权现象依然存在等诸多问题。迟至一年后，张琦今年在9月5日刚刚参加两次会议后“闪电”落马。

从张琦本身的份量看，他的确已经很难再像以往那样激发其舆论对中共反腐的紧张情绪。事实上，似乎从某一时间节点开始，人们已经逐渐失去对中共反腐风暴的亢奋情绪。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为什么”。根据统计，迄今为止，在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271名部级以上高官以及副军级以上军衔将领中，分布在2017年的仅1人，分布在2013年的13人，最高潮时期的2014年、2015年分别有60人、64人被查，2016年略减少至57人，2017年则大幅下滑至40人，2018年更进一步跌至26人。而2019年初至今，已有16名省部级官员被查。这一数字是否会大幅上涨难以确定，但按“节奏”应该不至于大幅超越前一年数字。

不独于此，从被查官员级别上来说，中共十八大后落马正国级1人（即周永康），副国级5人（苏荣、令计划、孙政才、徐才厚、郭伯雄），正部级20人。而中共十九后落马官员的相对级别来说较低，最高级别为副国级的杨晶（国务委员兼秘书长），正部级两年来被查的仅中宣部副部长鲁炜、发改委副主任努尔•白克力、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以及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5人。

这一倒U型数量变化结构很容易理解。

其一，十八大高潮时期的“反腐风暴”以清除历史形成的“腐败存量”为主，从公布数据看，卸任官员占有相当比重。而随着“存量”的降低，反腐成绩单中新落马官员数据必然下滑。

其二，这说明，形势在发生变化。这一点，从中共在十八大后反复使用的巡视工具看颇能说明问题。

正如上文所提到，张琦的落马相当巧合，这是一位在接受十九大后首轮中央巡视组巡视后落马的官员。但事实上，这一操作模式已经不再是中央巡视的所有工作内容。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好好利用中央巡视这一反腐利剑。在整个十八届中共发起反腐风暴期间，据称有四成“战果”是借助期间的11轮巡视中所收到的线索而获得的。

然而，中共十九大后，中共巡视组在追查存量腐败后将“范围”扩充至更为宽泛的“政治巡视”等，不再局限于从个别领导人上找到突破口而体现巡视成果。北京时间9月6日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宣称对即将进行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织集中巡视要“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重点监督检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落实巡视、审计、主题教育整改情况。

这一轮巡视覆盖了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科学技术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37个重量级党政机关。

据中共宣称，所谓政治巡视，从对象上来说，是指巡视的不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个监管机构、哪家企业，而是那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从内容上来说，就是要从政治上看问题，看看被巡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够不够、领导班子凝聚力强不强，是不是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是在管党治党上体现“严”的要求。

迄今，中共已经在十九届进行3轮巡视，人们可以从十八届和十九届两次对同一单位的巡视反馈中寻找到某些蛛丝马迹。比如同样是巡视福建省，2014年中共十八届第三轮巡视的结果是“一些领导干部与商人过从甚密”、“厅局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等，而在2018年的十九届第一轮巡视中，反馈的用词则明显更为宏大、宽泛，涉及之内容更多，比如“落实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全面从严治党的氛围不够浓厚”。当然，诸如少数领导干部自律意识不强、存在特权思想等指涉个别人的直截了当批评仍然存在，暗示个别人的问题严重。但相较来说，中共巡视重心显然已不在此。

从这一背景来看，中共反腐转入“沉闷”仅仅是表面上的，而所涉及的内容绝不仅仅是查掉几个人的问题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