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日记！美国病死数达三万，一线医生血泪记录美国惨烈实况（组图）

一位护士崩溃了，泪水从布满勒痕的脸颊上流了下来。我想抱抱她，但我不能；

邻居问我：“当我需要呼吸机的时候，还会有呼吸机吗？”我回答不上来；

我透过塑胶手套紧紧握着她纤细的手。我太讨厌这样的感觉了：临死之前她都不能感受肌肤的触摸，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的橡胶触感。

……

Helen Ouyang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Irvin医疗中心的一位急症室医生，处于抗击新冠的最前线。在业余时间，她也是一位作家，在很多媒体上都有撰文。

(图源：twitter)

3月初，意大利疫情大爆发。Helen收到了大量来自意大利同行的邮件，惊讶于疫情情况之严重的她开始在日记中记录意大利的所见所闻。

但没想到短短两周之后，日记的主题就从整理邮件，变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今天，全美新增死亡病例4246，累积死亡人数超过3万，确诊病例65万。

（图：Helen工作前在脸上贴创可贴，图源：NYT）

在重灾区纽约的急症室里面，Helen目睹了一个一个病人的死亡，看到了满脸勒痕崩溃在地上的同事。急诊室到处都是正在吸氧的患者，空气异常安静，只有氧气嘶嘶嘶的声音。有时候，患者已经咽气了，也没人知道。

当人们谈论疫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着眼于数据与地图：这个地方新增3000例，数据稳定了；那个地方死亡200，较上周有所增长。

但往往最能存留在幸存者记忆中的，是同事脸上的勒痕；

是嘶嘶作响的氧气瓶；

还有医院门口的那辆装着一具具尸体的大卡车。

这是一位纽约医生的抗疫日记，也是美国疫情前线的悲惨实录。有点长，却值得一读。

(图源：cnbc)

3月15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330

一位80多岁的住在养老院的男子被送来医院了，他有发烧，咳嗽和腹泻的症状。他很可能是我第一位新冠阳性的患者。我不能完全肯定，因为测试最多需要24小时才能出来。

这位患者被指定为DNR / DNI患者，也就是“不要复苏”和“不要插管”患者，意思是医院不用在他病危的时候使用电击或插管之类的干预手段进行强势治疗。但在死亡的恐惧之下，他的家人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让他接受哪怕是最极端的抢救手段。

这个男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路了。他患有晚期痴呆症，甚至都没法说话。他无法和我沟通，因此我们只能遵循家人的命令。

（图源：NYT）

距离这场疫情的大爆发还有几周时间，但我们已经在努力节省口罩，防护服和面罩。我想尽全力去拯救我的患者，就像他们家属所期望的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我是不是又亏欠了未来的病人？是不是也亏欠了我的同事？ 

我想到了我的指导医师最近在Facebook上发表的帖子 ：“作为一名急诊医师，我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我从未感到自己被暴露在病毒之中。新冠病毒击碎了我这种无敌的表面。”

3月22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9045

仅一周时间，我就感觉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上周，我们所有人都还保持着乐观，我们还不必面对意大利的选择。

有传言说纽约市的三家医院都用完呼吸机了。一家医院一天有13名新冠患者死亡。因为停尸房已经满了，所以一辆冷藏卡车正在那里安置尸体。

(图源：sputnik)

我们开始尝试着用一台呼吸机给两个患者输气，我不敢相信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如此之多的病人涌入走廊，依靠氧气罐呼吸。急诊室有足够的氧气罐吗？同事聊天群组中没有人知道。

(图源：BI)

我们急症室里用完了消毒湿巾。面罩短缺，有医生在没有面罩的情况下给两名患者插了管，（这种做法让医护人员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一位同事正在与他人合作3D打印面罩。

医院领导和市卫生部门发来的邮件告诉我们要“适当”节省我们的N95口罩。一个医生助理只能用烤箱烘烤口罩来消毒。她分享了自己的经验：设定在170度，烤30分钟。只有当口罩明显被弄脏时，我们才能换新的。

（图源：NYT）

每个医疗工作者都知道，世界上最令人伤心的一句话是：“你记得你那天接诊过的病人吗？好吧，他回来了……”。那些所有因为病情不严重，年纪小而被送回家的患者。他们最后都会回到医院，需要插管。这些患者几天前当然都很健康了。

急救人员说，他们一天之内在全市会遇到300例送到医院就已经去世的病人，这个数字平时大概只有50。

（图源：NYT）

一位60岁+的同事已经有了一个被感染后的计划：查看疫情地图，找附近城市里面病例最少的地区。然后，她会开车去那里看病，祈祷医生在诊断的时候不会考虑她的年龄。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医生因这种病毒住院。我从全国各地的同事那里收到各种短信，都是有关感染和住院的医生的，他们有些躺在ICU中，有些正在被插管。

我看着身旁被重复使用过的口罩。它似乎还没有被弄脏，于是我把它戴回自己的脸上。

（图源：NYC）

3月26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23112

我休息了几天。返回医院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同事在群里说，她的一名49岁的新冠患者在急症室等床位的时候，就这么死在了椅子上面。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死前是否喘气了。

上班路上，我在广播中听到纽约市另一家医院的一名48岁护士死于新冠。有人告诉我我们医院的麻醉师现在也在用呼吸机呼吸。

当我走进医院大门时，我已经认不出急诊室了。随处可见不同年龄的患者插着呼吸机呼吸。这个景象让人感到振奋又压抑。

急症室很安静，已经有一个星期不允许家属进入了，大多数病人都病得无法说话。少数没有用呼吸管并且能够咳嗽的人也被他们的口罩遮住了。大厅里只有氧气罐嘶嘶嘶的声音。

(图源：politico)

我轮班几个小时后，一位护士来找我。她崩溃了，泪水从发红的，有印记的脸颊上流下来。她抽泣说着愤怒，沮丧和悲伤的话。她已被压垮了。我想拥抱她，但不能。

此后不久，有人问我：“医生，可以把病人带去太平间吗？” 我和另一位值班的医生互相看着对方：太平间？谁死了？原来是一位正在等待住院床位的患者刚死了，我们几个都没发现。

新冠患者几天前的时候还很少，但是突然之间，我们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家意大利医院，一家新冠医院。几乎每个患者的测试回来都是阳性。偶尔看到几个阴性结果我才会感到奇怪。

（图源：NYT）

由于急症室爆满，那些阳性患者和等待测试结果的健康人都在一个房间里面。即使我们有和患者的暴露史，如果没有出现症状我们还是得继续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第一次照镜子。我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深深的勒痕横穿我的脸颊。鼻梁上也有擦伤。我只想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但我还是强迫自己洗了澡。

当我重新打开手机时，意大利贝加莫的一位护士Stefania Cornelli给我发短信说她出车祸了。车辆是报废了，但她受伤不严重。对她来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她写道：“我们太累了，不论怎么睡疲惫也消失不了。”

“我觉得我真的要看看心理医生了。”

（图源：NYT）

3月28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30766

第二天我上班时，一位通宵插着呼吸管的病人醒来，想要把管子拔掉。她神志不清，大脑缺氧，还把静脉输液管拔出来了。痰，血和汗水在房间里四处纷飞。

我下意识跑来帮忙，但又强迫自己停下来，穿上所有防护设备。好热啊，我马上就开始出汗。我们想办法重新给她插呼吸管，并更换了她的静脉输液管，她终于安全地转入ICU。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工作，我头晕目眩，但是现在摘下口罩和喝水还为时过早。接下来的12个小时我该怎么熬过去？

（图源：NYT）

上班六小时后，我第一次上厕所。我在没有通风的浴室里站了一会儿，把口罩从脸上拉开。空气不是新鲜的，但氧气涌进我的肺里感觉很棒。在口罩重新压在脸上前，我用鼻子吸了一大口气。

当我下班的时候，我也会感觉脸上还戴着面具。一睡醒，还以为口罩戴在脸上，想要调整它的位置。

我想好好保存我的防护设备，但这都是徒劳的。在急诊室时，我消毒，戴手套，摘下手套，再消毒。我必须触摸门把手才能进入工作间写我的临床日志。

我不能再消毒了，因为已经没有便携式洗手液了。当我不小心碰到脸时会很慌乱，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忘记禁忌，下意识去做这个动作。有时，我不记得我手上的手套是干净的还是脏的。

（图源：NYT）

在我的轮班结束时，每个病人都开始融合成一个病人的样子。“发烧和咳嗽”，“发烧，咳嗽和呼吸急促”，“咳嗽和呼吸困难”。“由医生办公室诊断为新冠”，“由急救检测诊断为新冠。”太多以至于我无法再记住他们每个人了。通常我都会通过病人的脸来记住他们，但现在他们都戴着口罩，所以我看到的只有他们的眼睛，而现在他们通常闭着眼睛。

（图源：NYT）

一位同事告诉我，她不得不推开一具死尸，然后为一个需要插管的新病人插上呼吸机。人就是这样离开这个世界的吗？

我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I.C.U.已经满了，急诊已经满了——我看不到尽头。当我陷入这样的情绪之后，我的本能是立刻撕下口罩离开医院。

然后我试着劝自己：这就像跑步一样。刚开始的肺会烧得疼，腿会疼，但当你跑到一个节奏时，你就会感觉好一些，你知道你可以继续跑好几英里。

（图源：NYT）

我又想起了那个我负责插管的老人，当时疫情还不严重。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不会给他插管了。我会把呼吸机留给其他人。我会不顾家人的要求，希望他们能理解。

我相信，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采取极端的医疗干预措施，我们无论如何也救不了病人。

当到达临界点时，人就麻木了。我忘记了他们是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能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分开，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历史，直到他们一起恶化，变成气喘吁吁的躯壳。

我是他们死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人，我不是他们的家人，我也不会记得他们，因为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这会变成例行公事。

（图源：NYT）

3月30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38087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慈父般的男人，他说话轻声细语，笑容甜美，进来时含氧量低至75%。他说，他感觉很好，呼吸也顺畅，只是有点累。别担心，他说。我认为他会很好，因为他看起来很好。

第二天我回到急诊室，发现他的情况很令人困惑。即使戴着氧气面罩，他也无法维持90%以上的含氧量。他先前决定不采取特别措施来挽救自己的生命；他不想用呼吸机。他的家人很清楚他的愿望，所以我们就打些吗啡让他舒服一点。

我想陪着他，但还有更多的病人，更年轻的病人，不断地进来，呼吸困难。我得照顾他们。最终，疾病战胜了他，新病人有了生的机会。我不想那样想，但这是我们新形势下令人沮丧的事实。

我希望吗啡足以模糊他孤独的现实。我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他。我太担心新病人了，我再也没有花时间检查他。我下班时太累了，也来不及跟他说再见。那天深夜，他去世了...

（图源：CNN）

...我一直听说“拐点”这个词，我们离到达还有几周的时间。我再也受不了这个词了，拐点，什么时候来？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到？如果病例开始减缓，然后又增加怎么办？但是我还要说服自己度过下一个小时，怎么还能想得那么远呢？

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杜卡和他的同事发来的几条短信。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曙光：新病人的数量似乎终于在减少。在我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陌生人那里收到的所有信息中，是这些让我坚持下去。现在这么糟糕，但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可，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4月1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47440

傍晚时分，我快换班时，一个50多岁的金发女人走进急诊室，她和护士聊起了她一周的发烧和咳嗽，但是当心电图检查完成时，她突然没有了意识，她失去了脉搏。我们把她从不规则的、快速的心律中惊醒，用一根呼吸管放进她的喉咙，开始注射多种静脉药物来刺激她的心脏，收缩她的血管。

那天晚些时，我收到一个60多岁的同事的短信说：“就像是世界末日。你抢救的那个人比我还小6岁。”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上班时，我慌了：我昨晚从医院回家时可能没有洗澡，我完全回忆不起来了。我简直断片了。我睡晕了吗？我被感染了吗？我应该换床单，打扫房间吗？但我得去医院换班。我现在对此无能为力。看命吧。

（图源：NYT）

到急诊室查了一下昨天那个女人的病历。我非常希望能发短信给我的同事，告诉他病人一切正常，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当我打开她的病历表时，电脑屏幕上闪过一个警告：“你正在输入一位已故病人的病历。确定要继续吗？”她都没撑到天亮。

(图源：NYP)

一位89岁的病人被救护车送来，她的小脸大部分都被氧气面罩覆盖。我不认为她能说出话，但她可以，她告诉我：“我不想要呼吸管。我快90岁了。我还活着。”

...病人仍然醒着，和我交流。我用手机给病人家属打电话。她的侄女来了，她光滑的脸颊上闪烁着泪光。她试着乐观地打个招呼，但我的病人还是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都别哭了”老太太说，“他们在这里很照顾我。”我们都在泪水中微微笑出来了一点。我给病人注射了一些吗啡。她的呼吸变得轻松多了。

我到处跑，想照顾更多的病人。我不确定我所做的是否有什么不同。

（图源：NYP）

我在想比起我的治疗，家属视频电话可能更有用。三个小时后，我又掏出手机帮病人给侄女打电话。

“我爱你，”她对姑姑说。我的病人半睁着眼睛。“我也爱你，”她慢慢地回答，现在她的声音明显变弱了。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抓住我的手指，告诉我她感觉受到了照顾。她不想放手。我也不想。我低头看着我戴着紫色手套的手握着她的手，娇嫩而瘦骨嶙峋。我讨厌让她感觉到的是人造橡胶的触感，因为她在离世之前还得不到真正的人的触摸。

第二天早上，一个及时的短信从意大利传来。“求求你，不要放弃，”伦巴第的护士写道。“我们的工作很困难，但却是最美的。”

（图源：NYP）

我们试着让一些病人肚子朝下趴着。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是在几周前...据说可以帮助插管的病人...我看到一个病人的氧气水平因此上升。它起作用了，我兴奋地大叫。有些东西真的有用！...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她小声说，本周纽约市又有一个培训项目的医护死于新冠。我在网上搜索没找到任何新闻，也许是谣言吧，我在入睡前告诉自己。

第二天早上，我在推特上看到了帖子。他才26岁。到了晚上，又有一个医护去世了。在Twitter上，我看到底特律一位口腔外科医师已经死亡。“克里斯托弗·费利特。”我大声念出他的名字，我看着他的照片，我想纪念他的死。

我希望人们知道，我不希望这些医生无声无息地死亡。

（图源：NYT）

4月5日

纽约新冠确诊案例：67552

我与家人朋友几乎没有交流了。很难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向每个人描述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我和我的同事交流——他们只需一个眼神或三个字就能了解我的感受。

即使费城、波士顿、洛杉矶的医生朋友，交流也像隔着墙。其他地区的人都不知道伦巴第发生了什么。另一个城市的人能理解纽约发生了什么吗？

我碰巧被分配到一家医院帮忙，一打开急诊室的门，就感到了视觉和嗅觉上的刺激。

病人现在被三倍地塞到单人隔间里，隔帘全部拉开。在一个房间里，三名看上去80多岁的男子并排坐在病床上，每个人都戴着氧气面罩，神志不清，虚弱的四肢在空中摆动。有些人在自己的粪便里躺了一天。一些病人的病床轮子周围堆了一滩尿。

护士们都感到恶心，剩下的人正在尽力应付。

（图源：Politico）

...本周，我们的员工健康服务部门终于开始对出现症状的医务人员进行检测。不过，我还是希望即使是没有症状的医护，也能定期接受消毒和检查，这样我们就不会不经意地把病毒传染给病人。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渴望有抗体检测，如果我们有了抗体，那就有了安全感，尽管现在对免疫的事情下定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在急诊室，我碰到两个同事，他们已经从新冠中痊愈，现在又开始工作了。我们急诊室的同事从icu出来了，我在脸书上看到她吃饭和微笑的照片。

(图源：New Yorker)

第二天，我在推特上又看到新泽西州70岁的医生詹姆斯普鲁登住了近一个月院后即将出院。他是美国第一批因新冠感染住院的医生之一。我当时不认为他能活下来，因为他的年龄和他的病情。在一段视频中，穿着蓝色衬衫的普鲁登被推出来，精力充沛地指着周围的人群。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立马哭了，我重看了4遍视频。然后我把这条发给了一位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回答说：...“如果他能做到，我们肯定能做到。”

（图源：clickorlando）

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我们的急诊室还有几个医护人员住院，需要氧气。我知道几天前又有一个同事死了。更多的同事在家里出现了症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注意到轮班时聊的话题在变化。关于生死挣扎和死亡的对话在我身边回荡，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聊天主题。

图源：NYT

...作为一名医生，我从未曾觉得自己这么没用过。而我能做的一件事——在最终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首先要去做一个人，为了这些病人，为了他们的家人。

“保持人性很痛苦，但这是我继续工作的唯一动力”。这已经不是度过一天或一周的事了，我们深陷其中，无休无止。我们必须直面人性才能在这场疫情中幸存下来——即便这样做是如此的痛苦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