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将中共高官玩弄于股掌之间（图）

事实上，31年前苏洪波还只是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培训中心工作的一名小小的接待科科长，只是下海经商多年后，当2003年“两会”期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北京的一次酒局上偶遇苏洪波后，他的角色便不再那么简单。

“我没有什么背景，我所有这些东西，我应该这样说，我可能从头到尾，算取巧比较多了”，苏洪波在5月份《政治掮客苏洪波》一片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在云南政坛高层中左右逢源。这部中共警示片声称，他把自己包装成手眼通天、无所不能的人物，而一些“精神缺钙”的官员把他奉为能人，刻意攀附。

善于利用中共官场潜规则并能洞察他们“弱点”的商人原不止苏洪波一人。且勿论早年震惊全国牵连极为广泛的赖昌星案，单纯说中共十八大后所暴露的“苏洪波”们便不可胜数。他们可能本身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但是他们拥有创造和调动错综复杂关系网的能力，并且能将其变现为对公权力的干预甚至驾驭能力，以及兑现为财富的能力，即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架设桥梁并促成有无互通，甚至有时候充当所谓的“特定关系人”。

拥有这种能力者要么如苏洪波之流虽出身平平却又有对人性弱点（尤其是对官员的“欲念”）有敏锐洞察力，所以能够自我包装成手眼通天人物的逆天改命者；而人们所见到的更多则恐怕是的确出身不凡且“手眼通天”的权贵，他们不屑于像苏洪波之流通过怒摔省委书记饭局、自我营造神秘化来抬高身价，“恫吓”那些身居底层仰望高层的“野心家”。

对于前者，人们可能熟悉的是十八大后频繁出现在官方通报中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一般是由商人充当，通过与有权势的官员搭上关系并获取内部消息来为自己获取更多利益，而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则为了将不法利益合法化，通常会借助商人的合法途径将其“漂白”为合法利益，又或者二者达成一种默契——商人负责为官员的晋升提供资金经费和其他支持，照看其父母和子女，并为他们的亲友提供大把轻松赚钱的机会，而官员则投桃报李，为之提供“站台”和其他保护，以利于其经营获利。

正是基于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刚刚上台后就警告他的下属与商人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被他们“围猎”。2013年3月，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告诫各级官员：“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

在中共看来，苍蝇不叮无缝蛋，腐败是因为腐败官员没有与商人做到“亲”“清”二字。

对于后者，本身在体制内掌握巨大人脉关系网的“权贵家族”成员，包括所谓的红色后代，他们同样也拥有充当“掮客”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家族在官场的巨大人脉，游走于官、商之间，从中搭桥，促成合作并提取好处。他们手中往往没有太多的实业，所促成的各个项目中，也不会写有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所获取的利益。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就是李鹏的二子李小勇与周永康之子周滨、曾庆红之子曾伟等人。

比如在周永康案中的周滨。人们发现，从四川到中石油，再到政法系统，一串落马的高官、被捕的富商之间存在一张大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周滨。他的惠生公司是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掌控的中石油四川彭州项目的主要承建商，他在四川与当地两名副部级官员李春城、郭永祥瓜葛甚深，甚至有媒体曝出，他曾为已经落马的吕梁市市长丁雪峰买官，周永康更曾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警告周滨“不要到四川折腾”。

曾伟也被舆论认为是在政商两界辗转腾挪的典型人物。香港媒体曾报道，曾伟曾鲸吞资产高达700亿人民币的大型国有电力企业——山东鲁能集团。2007年《财经》杂志最先揭露此案，该杂志发表的调查报道《谁的鲁能》一文揭露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已经易手，被廉价收购，成为私企，资产达738亿（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的鲁能，收购价仅得37.3亿元。在这笔资产转换中，700亿的国家资产被吃掉，整个收购的过程非常隐秘和复杂，外行根本看不懂。实际收购人被爆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再如李鹏次子李小勇，他曾在1998年卷入名噪一时的新国大诈骗案，引发千人抗议，后移民新加坡。而涉案的其他官员，如原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张连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原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的期货处处长宋远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原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派郭敬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原新国大公司总经理高振宇和财务总监龚聪颖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台湾商人曹予飞在2001年5月29日经最高法核准被执行死刑。

2013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李小琳卷入外资进入中国保险业的交易。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也以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为例，以一篇题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To the money born）的报道批评中国的太子党竞相参与私募基金，“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将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关系、权力无序的形象”。

在上述苏洪波案中，秦光荣之所以主动投案自首，据称也有儿子秦岭卷入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掌门赖小民案的原因。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而该公司为华融资产旗下香港上市的综合投融资方案提供商。2018年赖小民卷入其中被带走调查，次年秦光荣主动投案。

此外，无论是在白恩培案还是秦光荣案中，据称其家庭成员多有参与。尤其是白恩培的妻子、人称“张姐”的张慧清充当与商人和其他官员联络的“掮客”，号称在云南没有办不了的事，“张慧清在前台办事收钱，白恩培在幕后默默地支持”，俨然开起了“夫妻店”。

事实上，北京在管教官员“身边人”上没少费心，尤其是在上海2015年试行《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后，盯住官员“身边人”的角色。这是自1980年代后期反“官倒”之后，中共对领导官员亲属行为的又一次大动作。当下，“掮客”的角色越来越隐秘，中共的反腐高压会一时奏效，但是也没有办法回避其“身边人”客观上所拥有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