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精英亚裔，成功和地位无法让你们免于仇恨和歧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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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亚裔美国人的体验，可谓处处都是反差。

我们是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20多个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我们讲不同的语言，吃不同的食物。我们中的一些人领导着美国最成功的企业，比如谷歌(Google)和Zoom。还有一些人做着小生意，比如中餐馆和水疗馆，受疫情的打击最为严重。我们的贫富差距也是全美最大：一些亚裔的家庭收入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另一些的贫困率一直是全国最高。

尽管活动组织要求社会正视我们遇到的问题，但无数不平等和细微差异让亚裔难以团结。虽然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群（现在占总人口的6%），但大家对事务的优先级排列不尽相同——有时候是天差地别，因此，人数的增长并未能带来政治或文化影响力的增加。

从前总统的种族主义污言秽语，到针对亚裔的一系列袭击，再到上周二亚特兰大按摩店包括六名亚裔女性的八人被枪杀事件，过去一年发生的事可能会让人们因为一个新理由团结起来：恐惧。

在亚特兰大地区的这家按摩院和另外两家按摩院遇害的八人中，有六人是亚裔女性。 JEENAH M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这个仇恨犯罪达到十几年来最高水平的国家，许多亚裔通过在美国最精英的教育和专业机构竞争并取得成功而享有的地位，已经派不上用场。

咨询公司德勤(Deloitte)的华裔高管安娜·莫（Anna Mok，音）旧金山在生活，她承认自己拥有特权，但表示因为过去一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已经有朋友劝告她连出门散步都别去。

“我觉得我从未如此担心过这种肢体暴力上的威胁，”安娜·莫说。

她还说，许多在大企业工作的亚裔也对她描述了类似的压力：“没有缓冲，没有隔离。不管你赚多少钱，不管你有多成功，这就是作为亚裔在美国所要面对的现实。”

亚裔也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差距最大的群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2016年，亚裔的收入分布在第10百分位的约1.2万美元到第90百分位的约13.35万美元之间，中位数约为5.1万美元。相比之下，白人的差距是约1.51万美元到11.8万美元。

这种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由移民造成的，在过去50年里，移民占了亚裔成年人口增长的81%。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给予亲属优先移民权，许多依据该法案以及在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移民到美国的人，都是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工。后来，《1990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90)带来了一波技能更高的新移民，法案中的H-1B签证计划帮助美国企业雇用了技能杰出的外国人。

许多亚裔移民的教育水平高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稳坐收入阶梯顶端的原因。与此同时，处于阶梯底部的亚裔受教育水平较低。

在过去一周与学者、活动人士和历史学家进行的十几次对话中，这一拐点带来的悲伤和痛苦显而易见，同样清楚的是，亚裔移民在这个国家的两种职业道路有多么截然不同。

美国亚裔的故事叙述起来一直很复杂。大都市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他们做餐厅员工和按摩师的身影，但也有进入精英学府的人中龙凤，他们最终都能得到高薪职业。很多时候，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一代移民培养出了在企业奋斗的下一代。但此时此刻，随着人口增长，各群体之间也变得愈加孤立。

在去年夏天经历了争取种族争议的抗议活动，以及更加关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之后，包括亚裔在内的有色人种企业雇员都在要求公平和包容，这将终结白人主导的文化。水疗馆和美甲沙龙的员工却连想都不敢想；而他们更容易受白人客户的一时冲动所害。在这个已经被政治、宗教和收入分裂的国家里，这一社群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但“功夫流感”疫情可能正在逐渐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在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的煽动下，这一排外用语把仇恨犯罪叠加到致死疾病之上，加入了过去一年让亚裔担惊受怕的问题清单。

去年，纽约市报告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比2019年增加了833%。负责收集去年数据的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Stop AAPI Hate)组织一共接到了近3800起针对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报告，从辱骂到人身攻击无所不包。（由于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被报告，真实数字可能更高。）68％的报告者是女性。

就在全国为亚特兰大枪击案中那些过于熟悉的场景、特别是针对种族和性别的杀戮而震惊之时，一些学者忆起了早年的一起死亡事件。1982年，在日本对汽车市场的主宰导致种族关系紧张之时，美籍华人陈果仁(Vincent Chin)被两名白人男性殴打致死。凶手坚称袭击并非出于种族动机，他们被判三年缓刑。

这两人无需入狱的事实在亚裔群体中引发震动。活动人士成立了民权组织进行抗议。

“我们都知道，陈果仁之死确实帮助了不同民族的社区团结在一起，”加州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南希·袁（Nancy Yuen，音）说。

但数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把亚裔视为隐形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群体的构成多样，规模较小，很难获得影响力和关注。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学家吴迪安(Ellen Wu)表示，亚裔必须要收集数据，才能证明他们是受歧视等问题之害的少数群体。而那之后，让社会承认这些问题就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

共同的痛苦和羞辱最终可能给了亚裔团结的理由，以及一个被看见的平台。在Twitter上，“#停止仇恨亚裔”(#StopAsianHate)的话题迅速传播，过去一周，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街道上，为亚特兰大的受害者点燃蜡烛，举着宣称“亚裔的命也是命”(Asian Lives Matter)的标语。

新闻、医学和技术领域的亚裔职场人士反思了这一年因为各种微歧视而不断膨胀的焦虑和痛苦。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和与他人的对话中，亚裔同胞们讲述了自己如何在杂货店被白人斥责要保持社交距离，如何遇到了带有模糊种族主义色彩的路怒，还有如何被乐于帮助白人顾客的店员忽视的经历。对于亚裔女性来说，亚特兰大袭击事件的性质还引发了关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讨论——她们走路时曾多少次听到过男人喊着“我很饥渴”之类的话。

预约通常都排满的医生发现自己的日程表空了，这与过去一年歧视所呈现的更广泛趋势相符，比如病人会拒绝亚裔医生和护士的医疗服务。一些医生甚至报告称他们遭受了病人的言辞羞辱。

记录亚裔仇恨事件报告的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指出，去年，言语骚扰、躲避和身体攻击事件急剧上升。

疫情期间远程工作的人基本上可以留在家里，感觉不那么容易受伤害，但当他们看到网上发布的亚洲老人——长得像他们的父母的人——被打得血流满面的照片时，他们的恐惧开始显现。今年1月，德勤高管安娜·莫从加州帕洛阿尔托搬到了旧金山，以便离独居此地的88岁父亲更近一些。

“我对他说，‘不要出门，连拿报纸都不许去，’当时那种无助感让我很难受，”莫说。

吴迪安说，她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平时对立的亚裔活动人士，去年也开始团结起来。她提到一些一直为高等教育平权行动的未来而激烈斗争的团体。双方都发表声明，谴责特朗普对亚裔传播新冠病毒的种族污蔑。

“在新冠病毒和反亚裔仇恨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共同点，一个契合点，”吴迪安说。“有了一定的底线，总体上，人们似乎确实认识到并且担心，亚洲血统的人身上正在发生不好的事情，这是不可否认的。”

亚美联盟(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是一个由社区团体组成的非营利网络，其总干事姚久安(Jo-Ann Yoo)去年一直在制作关于受疫情严重打击的亚裔美国小商户的视频，并在集会和新闻发布会上就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发表演讲。

姚久安说，这是毁灭性的，也是令人愤怒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她希望，这一年不断增加的袭击事件以及现在亚特兰大的暴力事件能够开始弥合阶级鸿沟，在亚裔之间建立对话。那些水疗中心的受害者，和服务业中16%的亚裔工人一样，在疫情期间不得不离家外出谋生。

当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白领们也完全回到了外面的世界——通勤、喝咖啡、上班——过去一年中世界发生的变化可能进一步迫使人们团结起来：任何亚裔都可能成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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