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下70岁上海阿姨的爱与欲，鲜活生猛（组图）

▲

《梅的白天和黑夜》，讲述上海老年女性故事

今年6月，一条发布了对纪录电影

《梅的白天和黑夜》的报道，引起激烈讨论。

观众从未在银幕上看过这样的上海女性，

70多岁的玉梅，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

依然笃信“爱情”，

每天穿越大半个上海，

寻找某个可能陪她余生的舞伴。

玉梅的故事，

打开了一个沉默的、被我们忽视的世界——

独居的老年女性。

▲

纪录片《巢》主人公房君睿

同样，一条之前报道过的纪录片《巢》，

关于30多岁上海青年房君睿，

和父母挤在市中心30平米左右的老公房，

挣扎于理想和现实之间；

还有资深媒体人余红苗，

历经5年时间完成的探讨母爱困境的纪录片《金鸡冠的公鸡》，

也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这些直击人心、关注微小个人的佳作，

为我们打开被折叠的世界，

折射出当下大家共同面临的一些处境。

今天重发这三部纪录片的导演访问。

▲

《梅的白天和黑夜》：玉梅的白天，打扮鲜艳，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宜家、舞厅，和不同的爷叔约会。玉梅的夜晚，独自坐上公交或出租车，穿过高架下的灯光斑斓，回到黑漆漆的小屋，屋里堆满一个个袋子，一旦她找到更合适的房子，可以随时搬家。

自述：罗冬  编辑：倪蒹葭

拍这部纪录片的契机是因为我当时想去创作同样题材的一部故事片，为了收集故事素材，我去采访了很多梅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这代人就是我的父母辈，他们大多数都有着兄弟姐妹，生长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从小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们的集体意识，潜意识就会考虑很多人的感受。我应该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到我这一代就会有不一样的思维角度。所以我特别想秉着一种真的去了解他们的态度，把我从小到大对这一代人的感受放进去。

▲

老年人常聚的地方，摄影：罗冬

上海在早高峰晚高峰的中间，有一块空白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不用打卡上班，习惯在某个地方聚会，比如说人民公园里的茶室、宜家、棋牌室，我会找到那些地方去和他们聊天。

上海地铁一号线有30年了，宜家正好在上海体育馆站的出站口，步行不远，它的餐厅成为老年人自然而然选择碰头的场所，在这个地方，发展成伴侣甚至结婚的，我是听到过这样的例子。

在这群老人当中，独身女性的比例很高。有的人是因为丈夫去世，也有离异的，孩子大了有了自己家庭，所以独自一人生活。但是我觉得她们并没有失去对精神生活、感情生活的追求。这是她们很打动我的一个地方。

▲

梅常去的餐厅，摄影：罗冬

我遇到梅是在南京东路某个商场的地下一层，一个吃自助下午茶的餐厅。因为工作日的下午套餐是有优惠的，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吃到热的茶咖啡，披萨和提拉米苏，所以很多老人会来。

她在人群中，有一种特别吸引你目光的魅力，她很爱戴棒球帽，讲话语速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梅的性格是很愿意向我展示她的生活状态的，跟她聊了两三次，完全没有刻板印象里老人的慢条斯理，我觉得是在跟一个年轻人对话。

一开始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比如你是怎么样生活的？你的经历是怎样的？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吗，还是像这代人一样做过知青？但是聊到后来我已经不关注这些答案了，越来越关注她这个人。

▲

梅在舞厅门口和老头的对话

梅：这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有搭子的，家里都有老婆的

老头：那你怎么不找搭子

梅：找死啊 我不喜欢这样搞

老头：那你可以和我搭

梅：我和你搭啊 你老婆醋心那么重

老头：我老婆不会吃醋的

她是一个独居老人，经历过两次婚姻，对感情生活的憧憬仍是很强烈的，她在不停地寻找，想有一个伴侣，你会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她为什么会依然那么有劲头，对生活就像每天爱你多一些一样，一直有动力。

▲

梅在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

她自己家是在上海市中心，很网红的咖啡一条街的二楼，她选择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住在路程相对远的郊区，因为她没有上下班的需求，不用去住这么繁华的地段，这方面生活成本的压缩，让她有空间可以做别的事，比如天冷的时候约上闺蜜一起汗蒸，或者出去旅行。

在我遇到她过去的十年，她搬了好多地方，半年搬一次，10个月搬一次，这样的频率。我觉得有一种侠气在里面，她好像没有太在乎要在哪里，跟她这代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关系，她早年是上海知青，到了新疆，在那里结婚有了孩子，后来她从新疆回到上海，又经历了一次婚姻，她一个人抚养女儿，女儿长大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又独身了，生活状态在不停的转变中。

▲

梅总是往返郊区和市区

她身上的故事，带领着我看到了一个被折叠掉的世界，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但是是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让我非常有创作欲望把它记录下来。当我跟她说，想要把她的故事拍成纪录电影，她是非常愿意的。

梅很坦然，她的那些约会也经常有彼此看不上对方的时候，她说，咯个老正常了嘛（上海话）。她会回忆起少女时代对感情生活的向往，也仍在憧憬会遇到她的Mr. Right，感情上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非常摩登，自叹不如。

▲

梅在屋里喝了一小杯，唱起歌来

虽然是一个“被折叠的世界”，他们经历的东西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依然会过春节，会遇到中秋，有一次过节的前夜，梅好像喝了一小杯，自己烧了几个菜，唱起歌来，“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管他去爱谁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可能是她自己的新年音乐会。

他们依然爱美，依然爱帅，她好几次跟我的副导演，也是一位女性在讲，不能选择太帅的，当年她就是因为选择太帅的了，但是她有时候会说，还是要选择帅的，看着也过瘾了，宁愿少吃几碗饭。原来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人相反是没有变。

▲

冬天梅在家中化妆准备出门，小电扇开着

我第一次去梅当时的家里面，那是个冬天，小电扇一直是开着的，她说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个简易的空气净化器。

我个人强烈感受到她那样的生活里，还是有一种她的生活美学，比如她有很多个袋子，她清楚知道每个袋子里有什么，但东西都是不拿出来的，所以搬家的时候可以特别快；

比如她经常去的宜家，她会介绍我哪一个套餐特别好或者特别划算，一个老人的食量不会太大的，所以她在餐厅点菜的时候，就知道哪个菜经得起放，可以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再吃。

点点滴滴都是应对实际生活而产生的。我会觉得她既小气又大方，对自己挺小气的，冰箱里的菜放了三四天，她可能都舍不得扔，可是我看她对待闺蜜的请客吃饭，又始终很大方。

▲

玉梅在晚上独自回到出租屋

从2019年遇到梅开始，跟拍她的过程大概有一年，我并不是要展示她的整个人生，就想表现此时此刻的梅，像一个横切面，就像我们的片名一样，她的白天和黑夜，她可能有精彩的七十几年人生，我真正选择了她在当下的这一刻。

我没有拍到她的女儿，但我觉得这也是呈现的一种方式，女儿确实不在她的生活里，就是打来电话。她还有别的孩子，我甚至都没有听到这个电话。

最后她准备要换一个住所，可能是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异性，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状态，在那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是到了拍摄的尾声。

▲

上海人民公园，摄影：罗冬

▲

罗冬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这里也是老年人碰面的地方

我是在上海的虹口区长大的，成长的城市，当然让我产生创作欲望，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梅的白天和黑夜》，它不像我过去拍电影，那么大的制作团队，在制片上要花费很多精力。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反而让我们创作上面变得宽裕，这也是玉梅式的生活美学。

跟着《梅的白天和黑夜》这个片子，我是有成长的，特别是对于我父母这代人的想法，现在我更愿意跟父母辈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关系，而不是站在一种晚辈或后代的视角。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知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去寻找他们的生活美学。

我每一次看，包括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群对自己情感、精神的要求有强烈追求的人。他们经历过很多不如意吗？可能每天都会有吧，特别是梅，她会一下子反应很激烈，但是转念，又是一笑而过的自嘲，她有特别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梅所散发的源源不断的对生活的热情，是我愿意通过这个片子去分享的。

疫情结束后，我也跟她吃过饭见过面，因为还有很多人“二阳”什么的，情况不太稳定，她的走动比以前少了一点，但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没什么变化。

努力地去寻找，找到合适的、让她心动的，这和你我没有分别，都是一样。

▲

一家三口蜗居在上海市中心30多平米的老公房里

自述：秦潇越  编辑：张雅兰

我是带着“拍摄一个励志故事”的想法去到房君睿家里的。

他是我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的观众，放映结束后他过来跟我谈理想。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因为那时候《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个想要在上海修文物的青年，他可能碰到了哪些困难。

第一次去他家里，我就印象深刻。他的原话是，我们家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在上海市中心，在静安寺那边有一套房子。

房子是狭长的，非常昏暗。目光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橱柜里……一摞一摞地放着，基本都是精装书或者外版书，其中有宗教、历史、哲学、艺术……像他爸爸说的，“都比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厉害了”，家里甚至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这样一个精神世界，落脚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反差。

▲

工作中的房君睿

现实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一样事情是顺遂他的心意的。

大专时，因为兴趣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毕业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需要高学历，有强大资金支持才能做的行业。

他爸爸为了支持他，帮他付了高昂的学费，给他报了一个关于文物修复的大师班，他断断续续上着，也持续在修一只碗，但一直没修好。

为了有事干，房君睿尝试过很多工作，在派出所做特保、做房产登记、技术工人等等，很多工作没有通过试用期，我拍摄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保安。

他还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结婚生子，过普通人的生活。找一个相貌端正，不太在意钱的女孩，但是苦于收入和房子的问题，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房君睿把恋爱和婚姻当成一种“救赎”， 但她妈妈告诉他，这世上是没有救世主的。

他还稍微有点口吃，说话紧张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有种想说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他也很聪明，思辨能力很强。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某种程度来说，房君睿的困境既来源于他的内心，也来源于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认知差异。

基本上每天都有快递上门，是他买的书，我们也拍到过好几次。他爸爸不理解，家里空间本来就不大，书占据了太多空间。房君睿也觉得委屈，他觉得自己没有无所事事，他在看书，在研究历史。

父亲只觉得他不务正业，吃饭的问题还没解决，还要搞研究，这些就是空谈。

我就在争吵的现场，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真的会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

房君睿母亲负责照料一家三口的日常起居

他的家庭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

房君睿的父亲在家里，经常用指责和负面的语气和他说话。但是在外面，有人说他儿子“心态不好是因为没有受过挫折”，他又会站出来维护儿子，说现在工作找不到就是受挫。

他妈妈很维护儿子，每次他父亲指责房君睿，妈妈就会立刻过来说：“你不要再说他了，这么多年了，说了也没用。”

房君睿想要做出改变，辞掉了保安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个年纪做保安，没有哪个女孩子能看得上他。所以想去做空气检测，这是个新行业。

他妈妈就会担心：“空气检测是不是要一直站着，会很辛苦。”他爸爸就说：“你这人好奇怪，一边担心他吃不了苦，现在又怕他吃苦。”

但这份工作，对方可能嫌他动作慢，他就又被辞退了。

▲

房君睿父亲经常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国际新闻

房君睿和他的爸爸的人生轨迹，就像是两条平行的线。

他爸爸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办法做相关的工作，而是在澡堂当服务员。后来改革开放，人才流动了，他才去了医院里做美工，就是出黑板报，也是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一直等到40岁分配到了房子，他才开始考虑结婚生子。

房君睿爸爸的观念就是，没有条件，没有房子的话，还谈什么朋友？结什么婚？

但房君睿觉得，有房子住，可以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实现的基本需求。

“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结婚吗？”所以他对现实有很多抱怨和不满，不像父母那一代可以坦然地接受现实。

▲

导演秦潇越正在拍摄中（右一）

在拍摄半年之后，我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因为当时看到的一切和我心里想拍的完全不一样。

前半年，拍到的几乎都是父子间的争吵，摄影机的介入，让他们俩有了更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个人物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没有突破。我也不知道还能拍什么。

房君睿上的“大师班”里，有一只碗要修。他爸爸有一次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件事，你早就把碗修好了。

我觉得这个碗就是他埋在心底的那个理想的外化，他不去修碗，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算碗修好了又怎么样呢，就真的能够找到和文物修复相关的工作吗？

▲

房君睿正在修一只碗，但修了很多年都没有完成

后来我就跟房君睿说，要不等到下次他把碗修好了再来拍他。他立刻察觉到了我的意图，回我说：“你永远都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的。”

我当时被震慑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结结巴巴地说：“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励志故事。”只是觉得，即便是一个陌生人，也都是希望你的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作为导演，会经常有个“上帝视角”，好像对故事的走向有一个判断，到最后你发现，这些是根本不受你控制的。

我的情绪，也受到了拍摄的影响。最差的时候，晚上也会做噩梦，梦到房君睿轻生。

做后期的时候，反复看的也是家庭矛盾、争吵的画面。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拍这么一个片子。那段时间，我和父母也起了些矛盾，我妈妈说，你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房君睿的。

▲

秦潇越在沙漠中拍摄《何大的乌托邦》

我是从2012年12月21日，所谓的‘世界末日’这天开始拍片子的。

“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期待”，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于是当时我一个人坐火车环游中国，记录了沿途陌生人的生活理想，制成了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人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最后发现，一个个体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个人，也在于家庭，也在于社会。

房君睿根本就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大部分人都不是。所以人们才常常期待一个大英雄。

▲

正在相亲的房君睿，对方希望男方至少有一套房子

但就此放弃，仿佛是在打自己的脸，我就继续拍，一下拍了近5年。

后来我在想，他至少可以被外界看到。当一个人深陷痛苦，你就不要再去试图找到某种正能量。展现痛苦，就是在给他一个拥抱。

拍摄到后期的时候，两个老人考虑到房君睿以后可能要结婚的问题，他们又在上海嘉定买了一套经适房，房子坐落在城市边缘的地带。有种他们要被这个城市抛弃了一样的感觉。

▲

房君睿和朋友杨光（右一）

我在想，假如我和房君睿是同样的出生背景，家庭环境，这样成长起来，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房君睿。

世界就是“所有我的合集”，全世界这么多人会不会都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不同可能。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都没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或者轻易地做出某一种评价。

我前两天看到豆瓣上有一个观众写的评论，他说这可能不是那种大家期待的励志故事，但他看完之后，觉得要更加尊重时间的流逝，重视每一刻的意义，更好地成为自己。我看了之后好感动，觉得被理解了。

因为这个片子刚刚拿了First的最佳纪录片奖，可能有更多的人会看到他，甚至“房君睿”可能会变成一个标签化的认知。我还没有跟他接触，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消化得怎么样。

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准确总结出房君睿的困境形成原因，或许这不仅关于人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关于“人要如何存在”的哲学拷问。

▲谈起往事，吴军止不住哭泣

自述：余红苗  编辑：洪冰蟾

最开始接触吴军是看到一段影像。2016年，我看到她在西湖边的朗读亭，哽咽着读一首童谣《金鸡冠的公鸡》，说要献给她在天上的女儿。她穿着优雅得体，言谈举止有涵养，我对她产生了好奇。

于是我去找她做一次长谈。她跟我讲了一段非常沉痛的故事。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因为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哭的。从18年前到今天，她一直藏在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问题：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她想不通。讲到女儿从楼上一跃而下后的情景，她的眼神变得迷离，双肩一直在颤抖。我坐在她的对面，但她好像看不见我，已经回到过去的时空。

最初我没有打算再去拍这个故事，我想没必要反复让吴军打捞她的痛苦。但第二年我再去找她，她告诉我，那一次的见面给了她安慰，还有一个很长的释放。她很想把这段故事变成一部电影，告诉像她一样失独的妈妈，她们可以走出来。她重复了两遍，“可以走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

那个埋藏在吴军心底的问题，似乎需要去追寻了。

▲泉泉

大女儿泉泉，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她读杭州最好的高中学军中学，是模联的积极分子，喜欢加缪，还做了一个网站写文章。用吴军的话说，她们母女关系“亲如姐妹，像双胞胎一样”，她知道女儿所有的事情。但毫无征兆地，泉泉选择自杀。她走后，吴军在家里发现一封遗书，交待她的书给哪位朋友，却只字不提父母。

吴军本来想去学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孩子在遗书里写“和学校没有关系”，她不想违背女儿的意愿，就没有去学校追问。事隔多年，她疑惑有没有类似校园霸凌或性骚扰之类的事发生，可惜无从得知，只能靠想象。

▲吴军和泉泉的合影，母女俩一直亲密无间

是不是父母造成的？这个是她心里面最大的担忧和自责。她不断地想，是不是自己或孩子爸爸做错了什么？但能为孩子付出的一切，她都已经做到位了，她完全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错什么。

吴军去问过心理医生，孩子有没有可能得抑郁症？医生告诉她有一种抑郁症叫“微笑型抑郁症”。很可能泉泉表面上很阳光，实际上早就有抑郁了。

当然妈妈绝不可能是全部的原因。这些年青少年抑郁症的比例升高，教育内卷之下，学业竞争极其激烈，叠加家长的期望，每一处细节都可能让孩子喘不过气。

▲

小女儿庭庭和吴军

失去泉泉后，吴军夫妇又有了小女儿庭庭。现在她们是母女相依的状态。

吴军的丈夫一直没有在镜头出现。他跟妻子说过大女儿毁了他的后半生。他很难面对吴军，一看到她就想到大女儿。我想他们并非没有感情，反而有很深的羁绊，只是悲痛持续了十几年，仍然无法过去。

起初决定拍吴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小女儿的情况。她想保护庭庭，不愿意让她出镜。但我想这一段的母女关系终究绕不开上一段，劝说她让我把她们的相处过程记录下来，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

吴军照顾庭庭

第二段的养育经历里，吴军最明显的状态就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因为第一个已经失去，她害怕再有什么变数。

初次见庭庭，她极瘦，留着平头，吴军说：“她得了癌症。”

对死亡的恐惧始终缠绕着吴军。吴军自己去看病都会害怕，会想如果她自己病了，她的孩子怎么办？

吴军事无巨细地照顾她，庭庭不爱吃蔬菜，就变着法子做菜。孩子增加的一点点体重，不知道费了她多大力气。她几乎对女儿言听计从。庭庭有时候发个脾气，她不训斥，极为包容的样子。久而久之，她就处于亲子关系中比较被动的位置。

▲

庭庭有一屋子的玩具

庭庭现在读高中，和同龄人相比，她的心智更单纯，有自己的小世界。房间里堆满娃娃，恨不得能开一个玩具店。她喜欢蛇，喜欢野外探险的贝尔，在床头的天花板上贴他的照片。而在这个年纪的泉泉，在思考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痛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儿。

吴军太清楚这一点，但她仍然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庭庭还小的时候，发现有身高问题。吴军接受不了孩子将来可能只有一米3的身高，怕不好找对象，担心被歧视。于是她决定打生长针，确实也帮庭庭长到了正常的身高。

吴军后悔过，但那个节骨眼上做的选择，希望孩子好好长大的愿望，我相信多数妈妈能理解，后边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谁都料不到的。好在2018年，庭庭的病被治愈了。

▲

余红苗拍下一个女性面容的变化，时而痛苦，时而温柔

片子第一版完成后，我请我的外甥女帮忙做英文校对。她看到吴军从头到尾的疑惑，决定从她亲身经历的事情，一个“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视角，给这个妈妈写一封信。

因为害怕失败，她在中学时曾经有过抑郁倾向，试图跟父母对抗。读初中的时候，她的发小跳楼了。那一次的考试特别难，发小考了70几分，算是班上比较好的。她把卷子撕得粉碎，走去阳台，跳了下去。

外甥女想究竟是70几分的试卷让她做出这个决定，还是她日常的各种压力积攒起来，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吴军读完信，觉得泉泉从遥远的时空，给她做了一个回答。

▲

FIRST首映结束，观众找余红苗倾诉自己的母女关系

原本我设定的观众是妈妈们，我想这部电影那么悲伤，应该吸引不到年轻人。没想到在西宁放映后，好几个姑娘留下来等我。她们是来找我哭诉的。其中一位说，她特别希望自己的妈妈看一看，只有妈妈看了，才能改变她和妈妈的关系。妈妈爱她爱得太重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怎么表达都是伤害。另一位说，她有朋友也是抑郁症跳楼的。说到这里双肩颤抖，哭得停不下来。

现场有一个观众质问我：“导演完全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上。”

我解释：“你跟父母去表达内心，我相信他们能理解。你真的有想办法跟父母好好沟通，有没有努力过？”

在那个激烈的讨论氛围里，我立刻意识到“好好努力”这四个字说错了。有一个女生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怒吼的声音穿过整个剧场：“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努力？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努力？”

当时我极力忍住眼泪，我想那样的声嘶力竭，她该有多痛。而我作为一个长期观察女性生存状况的纪录片导演，究竟该如何展现，然后抚平这些痛，那一刻，我承认我产生了动摇和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