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何开始右转?讲两个小故事(图)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感觉不对劲了。
01
弱者不一定有理,鸡蛋也可能是坏蛋。我们很多人从小就对“民族解放”这些词汇,很有好感,你要知道,汉语原本就是有着丰富“价值色彩”的语种。
也就是,你只要用汉语,就很难保证“理性、客观、中立”,大多数词原本就带有褒贬的意味,“民族解放”就是,“弱者”也是。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旦你用“一个弱小的民族通过斗争,终于获得了民族解放”这样的句式进行表述,就天然站在了“正确、正义”的道德制高点上,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谴责了。
你看,明明是哈马斯发动突然袭击,屠杀伤害了上千以色列平民,这是典型的、明摆着的恐怖袭击,对吧?
但在这样的句式表述之后,是不是哈马斯反而成了“受害者”了,听众的脑子就天然开始有了“保护并同情弱者”的倾向了呢?
这种话术其实很拙劣,稍微深入想想就能识破。
但我想说的是,这套话术在网络上非常好用。很多人会说,鸡蛋和石头,我会站在鸡蛋这边,因为这符合人性同情弱小的倾向,这是种本能,但是,理性往往是反人性的,是要耗费脑力的,判断是非需要深入思考、摈弃一些自然性和本能冲动,告诉自己,是非并不是以强弱来判定的,弱者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有理,鸡蛋也可能是坏蛋。
02
讲一个德国白左妹子幡然醒悟的故事。
这位妹子名叫蕾贝卡·索莫尔,是德国人权活动分子、艺术家、记者和摄影师,其电影作品多次获奖。
自2012年起,索莫尔积极参与难民人权工作,并建立了支持难民的机构:“逃难与人权工作小组”。
然而,2016年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彻底清醒了过来。
索莫尔讲到,她照顾一组叙利亚难民很长时间,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
她陪伴他们走难民审理流程,帮助他们在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给他们找房子、家具、电脑、自行车、衣服,帮助他们找培训企业、语言班、找工作、申请助学金……
她为帮助他们花费了无数的个人时间和精力,然而,她换来的是什么呢?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却惊讶地发现:这些由我帮忙解决了所有问题,和我一起吃喝玩乐,既不祷告、也不去清真寺、也不过斋月,对原教旨极端穆斯林出口不逊的人,舒服地坐在我的花园里,却在背后轻蔑地说我是一个“愚蠢的德国婊子”。
索莫尔说,这让她伤心欲绝!毕竟,我是他们的救助者、朋友,我把自己当成他们姐妹和母亲,对他们充满了信任,却发现自己在这些难民眼中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德国婊子”。
她说,这成了她恢复理智,重新让头脑清醒的一个触发点。
虽然这些难民被看作成功融入、是西方人与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友好交往的活生生范例,代表了希望;
而索莫尔却发现,自己对他们完全只有帮助、保护和支持,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到德国来。
他们给她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恶毒言行侮辱!
划重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几个关键点:
1、这几个难民可不是什么激进的、极端的原教旨穆斯林,而是被索莫尔认为是已经成功融入德国社会的穆斯林朋友;
2、这些难民表面对待索莫尔这些西方国家的帮助者,以及背地里对这些帮助者的真实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这些难民是在“刻意欺骗”索莫尔。
这是非常可怕的。
免费文章不适合多说,有机会我在付费文章里给大家深入讲讲,这两点为何非常可怕?
03
与这个故事类似,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讲过的另一个故事,同样是发生在白左救助者与难民之间。
2015年10月,在意法边境一个难民营工作的女志愿者向外界公开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一个多月前,她被难民营里的一群苏丹籍难民轮奸。
她之所以没有立即报警,是因为“其他人要我保持沉默”。
这位“无国界”志愿者所在的组织驻扎于意大利和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据报道,在某个周六晚上,这位女志愿者被一群难民堵在帐篷附近的一间浴室里。
《新闻报》报道称这位30岁左右的女志愿者原本想报案,但被自己的同事们阻止了,他们劝她保持沉默,因为一旦真相被公开,他们想建立一个“无国界乌托邦”的美梦也会化为泡影。他们甚至指责女志愿者公开真相是在“泄愤”。
多么可笑可悲,而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可不是孤例。
同样的情况,前面讲到的德国妹子索莫尔也有提及。
她说,西方的女性志愿者受到难民性骚扰或是强奸的情况,其实早就反复发生。
但是,她们都没有报过案,原因就是因为她们都不想被看成难民的敌人、不想给难民营造成麻烦。
莫索尔在回忆时说,这是当时在她身上发生过的“自我欺骗”也在起作用,才会不断的为这些难民的恶行开脱:认为他们是新来的,不了解我们的文化。
等他们融入西方社会,了解西方社会的规则后,就不会再做这些坏事了。
多么天真烂漫的臆想啊,好在莫索尔现在已经彻底清醒了,现实彻底打醒了她。
所以,为何欧洲开始右转?
也许,正是因为跟莫索尔有着同样心路历程的欧洲人,越来越多,让他们明白了一个并不高深的道理:通往地狱之路由善意铺就。你以为你在保护鸡蛋,鸡蛋也许只是在利用你的愚蠢与天真。你以为你在拯救世界,实际上,你正在把世界拖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