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本10年仅增4%！澳洲或迎一战以来生活水平最差10年（组图）

澳洲正走向一个多世纪以来生活水平增长最疲弱的十年，这助长了对一国党的支持，并促使前澳联储行长Philip Lowe警告称，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策改变，以鼓励企业投资。

澳洲人均GDP在本十年迄今只增长4%，生活水平可能创下自1910年代以来最差纪录。此前，多年生产率停滞又叠加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以及高通胀。

这种经济困境也为一国党赢得更多支持。前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行长Philip Lowe则警告，只有推动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才能鼓励企业投资。

联邦财政部长Jim Chalmers的发言人表示，艾博年政府承认，澳洲在生产率方面正面临“非常重大的、长期存在的挑战”，全球经济的波动也给增长带来了风险。图片来源：Bethany Rae

这一令人沮丧的里程碑出现在本月多份报告接连显示澳洲在通胀和工资方面已成为国际落后者之际，进一步凸显经济生产率问题的严重程度。

经合组织（OECD）7月初披露，澳洲实际工资过去五年下跌5%，在该组织38个成员国中属于最差表现之一。

Lowe周二说，生活水平持续停滞的状况令人警醒，他看不到局面改善的乐观理由。

他在发布澳交所治理规则草案后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停滞不前，人均收入七八年来没有净增长。”

“此前近三十年，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5%。这是这个国家面对的根本性经济问题。”

Lowe说，澳洲的资本存量——支撑经济运行的生产性资产——未能跟上人口增长，“这正在伤害我们所有人”。

“要扭转局面，企业必须增加投资，澳洲也必须成为适合企业投资、扩张和招聘的地方，而这需要更根本性的公共政策改革。”

前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行长Phillip Lowe。图片来源：Michael Quelch

一战以来生活水平最差

官方预测认为，未来几年人均GDP不会有显著的额外增长。澳联储预计，到12月经济增速将从2.5%放缓至1.3%，仅比其预测的今年1.2%人口增速略高。

经济放缓意味着，2020年代的生活水平可能创下1910年代以来最差表现。

那时，由于一战造成的经济混乱、1914年至1915年的严重干旱摧毁小麦作物，以及1919年西班牙流感入侵并感染多达40%人口，人均GDP暴跌12%。

这一结果也将意味着，澳洲的表现会比近几个十年更差。人均GDP在1990年代增长25%，2000年代放缓至17%，2010年代再降至11%。

同期Hawke、Keating和Howard政府推动的税制及经济放松监管改革，其增长效益也逐渐消退。

Redbridge主管Tony Barry说，严峻的经济环境加深了民众对未来的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并把选票推向韩森领导的一国党。

“对一国党选民而言，韩森是他们用来砸向两党制的“破坏球”。他们认为现行政治模式让自己失望，而韩森是替他们说出真相的人。”

《澳洲金融评论报》、Redbridge Group和Accent Research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90%的一国党选民认为澳洲正朝错误方向发展。

在1月的调查中，84%的一国党选民表示，澳洲政治制度要么需要重大改革，要么就应该“推倒重来”。

Barry说，在许多针对那些自称承受着普遍生活成本压力的受访者进行的焦点小组讨论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生活，只是在生存。

联邦财长Jim Chalmers的发言人表示，政府认识到，澳洲在生产率方面面临“非常重大的、长期存在的挑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波动加剧也给增长带来风险。

“预算旨在应对这些挑战，通过一揽子全面措施提升生产率、降低监管成本并发展澳洲经济，”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合伙人Pradeep Philip说，人均GDP增幅下滑是长期累积的结果。

“这意味着，二战后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逐渐失去动力。”

“这在全球层面、国家经济层面都是真实情况，对许多行业来说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处于一个寻找新生产率来源和新增长来源的时期。”

Philip认为，解决澳洲生产率难题的唯一途径，是扶持更多年轻且富有创新力的企业，让它们将新技术商业化、挑战现有企业，并创造下一轮经济增长。

“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关键是让更多新企业创办起来，促进更多企业更替，然后采取措施帮助它们存活更久。”

“我们希望有更多这类企业起步，因为它们正在尝试解决现有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AMP首席经济学家Shane Oliver说，生产率增长疲弱是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劳动生产率自2016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

Oliver说，2000年引入GST后，澳洲一直没有重大新改革；与此同时，其他领域却出现倒退，包括劳资关系重新受到监管、城市拥堵、人口快速增长推高房价、企业投资乏力、市场集中度上升、政府支出扩大，以及气候政策混乱。

“公共最终需求激增尤其重要——目前约占GDP的28%，而此前40年的平均水平约为22.6%——因为所需资源从私营部门转向公共部门，对生产率来说是坏消息，”

Oliver呼吁扩大GST覆盖范围，降低对所得税的依赖，限制政府支出，同时通过放松监管促进住房发展，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加强企业投资激励，推动更充分的竞争，使移民规模与住房供应相匹配，并制定更稳定的气候政策，从而提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澳洲各级政府会采取所需的那种强硬的经济理性主义改革。”